刊登日期 : 2021-07-05
我覺得文學需要生活，就是因為我們的生活變化多端。每個作者的寫作，只要認真地分析，便會發現他的創作跟個人經歷有着密切關係。
莫言：故鄉和童年支撑我的文學根基
有些作家會寫各種各樣的題材，既懂寫軍事，也能寫農業或工業。但若認真分析，會發現其創作中，那怕寫了100部小說，他的童年記憶、故鄉經驗，永遠是其背後潛藏的最大支柱。
我的小說有時寫大城市，有時寫海南島，但最根本支撑着我的文學大廈的根基，是我的故鄉和童年，也就是我的生活。
生活是很廣義的，有時去逛街、吃飯，跟人玩啤牌，對一個作家來說，都是積累體驗的機會。可是，絕不能為了體驗生活去偷手袋、為了體驗生活去縱火，法律是不會給作家開這樣的方便之門。
至於一些無法體驗的生活，作家就會設身處地把別人的經驗，轉化成自己的經驗，或者把個人的體驗嫁接到別人身上。此外，也可以把別人的經驗或故事，通過心理同化變成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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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談戀愛也要文學修養好
生活需要文學更不用多說了。作家離開生活是無法寫作的，我們生活中，不論寫信、聊天、寫微信或發短訊，都必須有一定的文學基礎，所以，即使談戀愛，有文學知識也比沒有文學知識好；若要寫情書，有文學修養肯定比沒有文學修養好。
當然，現在的文學跟任何事物和領域一樣，都需要交流。沒有交流就沒有文學，或者說交流也需要文學。
談到文學的交流，我要感謝香港著名作家西西。在20世紀80年代，大陸和台灣還沒有直航機，也沒有太多文化交流，大陸的文學在台灣還是禁書，當時西西把我的小說《紅高粱》、《爆炸》拿到台灣給洪範書店出版。她為了把我們的小說介紹給台灣讀者，充當了橋樑作用。她為台灣和大陸兩岸之間的文學交流，作出很大的貢獻。
80年代以來，我想中國當代文學得到很大發展，是跟交流分不開的。我們80年代尾去台灣時，跟台灣的同行作家們聊天，發現他們60年代閱讀的文學作品，我們要80年代才閱讀到，比他們遲了20年。所以，當看到80年代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西方的意識流小說、美國的歐內斯特‧米勒‧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以及英國的亨利‧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一大批西方的現代派文學作品，我們這些從沒接觸過西方文學的作家們都眼界大開。
莫言：要寫出自己個性的文學作品
我們很震驚，西方的作家已經這樣寫小說了，但也立刻意識到，這樣的寫法，誰不會啊？我們也會。
我們生活中，類似的故事、情節，比比皆是。你玩荒誕嗎？我們很多親身經歷，比他們寫的還要荒誕。雖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寫作很自然地帶着一種模仿的痕迹，但很快就意識到，這種單純的、簡單的模仿、創作衝動，必須要冷卻下來。因為即使我們寫得跟他們非常相似，甚至比他們更魔幻，但始終是二手貨。
一個作家要在文壇上站穩住腳，必須寫出具鮮明特色和個性的作品。因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學，如要在世界文學中佔有一個地位，肯定要寫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
我想文學實際上也是統一的，是它的特殊性跟這種普遍性的統一，也就是說，世界文學是一個整體。不論哪個國家的文學，必然符合文學最基本的規律，它是用語言來寫人，是寫人的情感，是塑造人物的，這些基本原則是不變的。
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作家個性，是帶着鮮明的標記，這會使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作家的創作，跟其他作家、其他國家的文學區分出來，所以，好的文學必定是特殊性跟普遍性的統一，是民族性跟世界性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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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就有像韓少功等提出尋找文學的根，這樣的文學運動其實是提醒大家，不要單純沉浸在西方文學的模仿中，不要被他們一下子就震暈，應立刻清醒過來，要從我們的民族文化、民間文化裏尋找資源，尋找我們學習的榜樣，然後才能在文壇上站穩住腳，才能形成中國的當代文學。
(轉載自中華學社《中華大講堂》系列，內容和標題經編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