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1/06/2024
中國是如何解決規模與現代化的矛盾,如何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呢?
這點要從中國幾千年的政治歷史談起。早自上古時期,中國就具備了巨大規模,那麼就帶來了一系列矛盾關係,這些矛盾關係影響着中國政治發展的諸多方面,成為推動中國政治文明演進的深層動力之一,同時這些矛盾的解決也深刻影響到中國今天現代化的命運。
周朝建立制度 中國進入大一統階段
其中第一對矛盾,規模與秩序的矛盾。
制度不是拼積木,大家一塊一塊簡單地堆起來就可以。這個國家的規模大了,它內部的利益和矛盾會急劇增加,它整合的複雜程度可能是一種指數型上升,規模愈大,維持秩序就變得愈艱難。那麼「息爭」,也就是消彌內部的衝突鬥爭,成為任何大型制度面臨的一個最大的挑戰。
中國從西周真正進入到大一統的階段。周人當時就是為了在一個大規模的天下實現穩定的政治秩序,掀起了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制度發明高潮。
著名學者王國維就認為,周制的一個最大宗旨就是「息爭」,他的原話是「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所以他就舉出了很多例子,比如說周人發明「立子立嫡」的宗法制度,目的就是避免商朝末期的政治動亂;然後發明封建制度,把天下小國合併為大國,井然有序,「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周人一統之策實存於是」。
周人還提出了比如像「興滅繼絕」這樣的理念,武王克商之後,就把神農氏、黃帝、堯、舜、禹和商的後人都給他們封邦建國、恢復社稷,也就是把各種政治力量都「供」起來,目的是增強自己的合法性、實現團結、消彌爭端。
隨着歷史發展,周人製作的這一套禮樂(制度)逐漸衰落了,宗法體系鬆弛,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的大爭之世。幸而秦人成就了第二次大一統。
從秦到漢 中國進入「現代國家」門檻
秦制以皇帝制度解決了最高權威的合法性問題,在這個層面上實現「息爭」;同時以三公九卿和郡縣制等等構造起人類最早的「條塊制度」,官有專職,上下貫通,條塊互補;以官僚制度為統一國家的筋骨,維持一整套人才、資源和信息的上下傳輸和全國流動,使中央能夠對全國各地加以有效管理;同時以統一的法律和標準實現了全國社會一體化和統一的大市場。
但是秦制也有問題,它失於生硬,後來漢人對它不斷地加以完善。比如漢人同樣是為了在大規模的國家當中維持穩定的秩序,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經過郡國並行的過渡階段,在實現全國深度一體化的基礎上重建了統一的官僚國家;然後在文化上獨尊儒術,解決了孟子所說的「定於一」的問題,結束了班固所說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真偽紛爭」的局面,由此開創了中國兩千年「可大可久」之道。
這些制度成就,其中有很多部分在中國之外都是到十八、十九世紀才開始出現。
這一階段的發展,我們中國無論在制度、文化還是生產力上,都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個文明,甚至可以說是早於其它文明兩千年進入了「現代國家」的門檻。但是當中有個大問題,就是規模和秩序的矛盾始終沒有根本解決,帶來了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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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制度未解決的四個問題
比如第一,每當承平日久,制度腐朽,就會陷入「歷史周期律」。
第二,大規模國家帶來的長期和平,它是不利於科技發展的。和平是個好事,但是問題是如果只有我們和平,別的國家在不斷地進行戰爭,在催化(技術)進步,就會反過來威脅到生存。
第三,過於重視秩序,也會抑制思想和文化的創新。
第四,限於前現代的生產力和技術條件,國家也沒有能力對社會進行有效地治理,所以這種大國維持穩定秩序的狀態,就導致國家和人民的關係不斷地拉遠,在互相疏離的國家與人民之間,就產生了地主鄉紳這些人上下其手的一個縫隙。
所以看清末改革到民國建設,都是離不開這些基層地主鄉紳,但是這個階層又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來建設國家,反而自己會成為紛爭之源,加劇了軍閥割據、匪患泛濫和土豪劣紳的壓迫,使中國又一次陷入大爭之世,生靈塗炭,幾至亡國。 (三之二)
(轉載自節目《這就是中國》,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