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7/12/2021
12年後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的1980年11月24日,沈從文訪問美國,在聖約望大學演講中說到:「我才學習了20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30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
陳萬雄憶沈從文 自覺文物研究更適合自己
對此(換職業),他更作了詳細的說明: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
1981年沈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館的演講《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中也曾說到,「我的思想比較落後,也許是嚴重的落後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後我就離開了寫作,又不能作空頭作家呀!因為沒有生活,思想又比較保守,一下子適應不來了,就轉到歷史博物館工作。」(見王亞蓉編《提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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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不落後,是一種價值觀,在解放後的新意識形態和新價值觀下,沈先生不能不受影響,不受衝擊,也不能不在此基點上評估自己。
以上所徵引沈先生的夫子自道的說話,從1968年到80年代,雖遣辭用語的輕重、婉直、詳略,容有分別,基調是一致的,是依本心感受的表白。既不隱蒙時世易轉後的不適應,不願做沒有自己切實內心感受的「空頭作家」,也透露了自己文字志趣的別有懷抱。我認為對沈先生的轉變,不必深文周納。
陳萬雄憶內地思想家梁漱溟 跟沈從文同屬大智勇
同樣的另一個例子是梁漱溟,他當年觸怒毛澤東,毛逝後而梁復出,已沒有太大顧忌。梁氏回憶評說此故實時,說:「當時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
梁氏年輕時考不進北京大學,後卻由當時校長蔡元培聘任為教授。此中過程,梁氏說來也很平實,了無自矜和誇飾,無世人多少期待的傳奇!
慷慨激昂,抗命以爭,堅守己見,固是勇者。能人不知而不隱,不隨世情潮流而俯仰,如實道來,堅持定見,無所誇飾,更需要大智勇。所謂輕富貴易,輕沒世之名難。
由此觀之,可稱為大智勇人物,梁、沈庶幾近矣。(五之二)
(經作者授權,轉載自陳萬雄《讀人與讀世》,標題及分段經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