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0/09/2024
本文基於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上的演講記錄稿,有補充與修訂,原標題為《「漫長的十八世紀」與「盛世背後的危機」》。
該論壇由香港大學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雲漢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別從新加坡、台灣、大陸學者的不同視角,對這一主題進行闡述。
葛兆光憶日本學者看帝國衰落 源於政府腐敗、階級鬥爭、經濟蕭條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經說,討論帝國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徑。
如果把道義頹廢、政治腐敗作為帝國滅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觀;
那階級鬥爭激化,統治階級應對錯誤看成帝國滅亡的原因,是階級史觀或革命史觀;
若將經濟蕭條、人民窮困作為帝國衰落的原因,是經濟史觀(見其《中國史》「自跋」)。
當然,說到十八世紀的帝國衰落,還有一種是歸咎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這是現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觀。
不過,我們討論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紀中國的衰落,其實,可能需要更複雜的歷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似乎十八世紀的中國正是「盛世」,通常都說「康乾盛世」嘛。美國學者羅威廉為那套《哈佛中國史》寫的最後一冊,講清代的歷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說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國力強盛,版圖擴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說:古往今來,有哪個皇帝執政60年?有哪個皇帝五代同堂?有哪個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延伸閱讀:香港故宮 每日一文物|康熙朝服像
葛兆光憶歐洲思想家看十八世紀中國 讚好國家體制、科舉制、先農後商
可是,放在全球史裏面,問題就出來了。我們知道,儘管十八世紀歐洲啓蒙時代的思想家,常常通過來自傳教士的報告,把中國理想化。
他們說,在政治上,中國統一和集中的國家體制比歐洲好;思想上,簡潔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爭權奪利的基督教好。
社會上,中國科舉制決定社會地位,比歐洲世襲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國皇帝像父親一樣關懷子民,比歐洲君主強多了。
在經濟方面,中國在重農基礎上再發展商業,比起歐洲在重商主義刺激下使得農村凋敝要好。
加上那個時候中國風尚,甚麼園林樓閣、瓷器漆器,正好風行一時,除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之外,對於中國是一片稱讚。
我寫過一本書,叫《想像異域》,說李朝的朝鮮文人想像中國,是文明變成野蠻,不過,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想像中國,中國卻是鶯歌燕舞。
延伸閱讀:葛兆光看十八世紀中國的盛世危機
葛兆光看全球背景下大清帝國 由盛到衰的三大原因
不過,把十八世紀的中國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問題來了,康乾盛世不是興盛時代嗎?
是的,雖然它沒有像聯合王國(指英國——編者注)那樣發明出飛梭(約翰·凱伊,1733)和新紡車(哈格里夫,1764),發明出蒸汽機(瓦特,1776),出現了「產業革命」。
但是,它確實使得中國進入一個穩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擴大了一倍,收納了好些滿蒙漢之外的族群,整頓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數出好多好多他們的偉大成就,可是遺憾的是,這些偉大成就背後,有着一些陰影或一些病灶,這些陰影或病灶,不僅導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也許還會影響到今天的「振興」或「崛起」。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曾經把大清帝國「國運逆轉,由盛到衰」,歸咎於「行政無能」、「腐敗普遍」和「財政窘迫」,這當然有一定道理。
但我想和大家討論的是另外三點:
第一,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群,造成控制成本過大;
第二,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無法面向世界,愈來愈凝固和僵化;
第三,歸根結底,是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封殺了變革的可能性。(五之二)
(轉載自「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的演講記錄稿,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