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0/09/2024
本文基于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有补充与修订，原标题为《“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该论坛由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云汉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大陆学者的不同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葛兆光忆日本学者看帝国衰落 源于政府腐败、阶级斗争、经济萧条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
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
那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
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见其《中国史》“自跋”）。
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
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干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干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干隆末年，干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哪个皇帝执政60年？有哪个皇帝五代同堂？有哪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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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忆欧洲思想家看十八世纪中国 赞好国家体制、科举制、先农后商
可是，放在全球史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
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
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
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
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什么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之外，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
我写过一本书，叫《想像异域》，说李朝的朝鲜文人想像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想像中国，中国却是莺歌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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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看全球背景下大清帝国 由盛到衰的三大原因
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干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
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指英国——编者注）那样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发明出蒸汽机（瓦特，1776），出现了“产业革命”。
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
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
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
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愈来愈凝固和僵化；
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五之二）
（转载自“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的演讲记录稿，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