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5-08-25
1942年，在日本佔領下的香港，曾上演一場驚心動魄的秘密營救行動。短短數月內，大批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等，從香港神秘「蒸發」。後來，他們突破層層關卡，安全地出現在抗日大後方和根據地。
為甚麼要秘密營救文化人士？他們當時如何撤離香港？一齊走近這場驚心動魄的「秘密大營救」。
文化名人在港宣傳抗日 淪陷後處境危險
1938年初，一家名為「粵華公司」的店鋪在港島皇后大道中18號靜靜開張。這是八路軍香港辦事處（香港八辦）的掩護點，主任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統戰委員會書記。
戰爭爆發後，一些文化名人及愛國人士來到香港。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皖南事變」，中共中央為保護更多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免遭毒手，陸續把他們從重慶等地轉移到香港。他們在香港建立文化宣傳陣地，向海內外宣傳抗日救亡運動。當時，香港湧現出新的文化、藝術、教育團體，報紙、刊物、戲劇影視猶如雨後春筍。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為扼殺中國人民的抗爭意識，將矛頭指向在香港為抗日奮鬥的一眾文化名人。他們大肆搜捕愛國文化人士，脅迫茅盾、鄒韜奮等人共建「大東亞共榮圈」。這些文化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陷入危險處境。
部署營救計劃 制定營救路線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南方局書記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中共廣東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要求務必將文化人士安全轉移到內地大後方。
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政治委員尹林平等人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部署營救工作：一是由港九地下工作人員整理出龐大的待救名單，並與他們取得聯繫；二是制定營救路線，沿途設立秘密接待站。
路線方面，從九龍撤離到東江游擊區，主要有東西兩條路線：東線由九龍經牛池灣到西貢，在企嶺下乘船渡過大鵬灣到惠陽游擊區，這條路線在香港淪陷前已經是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十分重要的海上運輸線；西線從九龍經荃灣翻越大帽山到元朗，渡深圳河抵達寶安游擊區據點白石龍村，這是當時香港難民返回內地的主要線路。
脫險之路困難重重 游擊隊英勇護送
1942年1月開始，文化人士陸續從海路或陸路撤離香港。
陸路營救文化人士的第一步，是要從港島乘船到九龍。當時，日軍封鎖了維港，負責護送的同志安排文化人士坐小船避開日軍巡邏艇，從港島偷渡到九龍。文化人士裝扮成難民混入隊伍中，徒步走到荃灣，再翻越大帽山。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以及港九大隊前身的武工隊，為西線撤離行動保駕護航，幫助他們安全通過日軍在元朗的檢查站，清除了大帽山的土匪勢力威脅。
1942年1月13日，第一批撤離的茅盾夫婦、鄒韜奮等20多人抵達深圳白石龍村。當時，這是寶安羊台山抗日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也是陸路營救路線上文化人落腳的第一站。
海路方面，何香凝、柳亞子等人乘船經西貢到汕尾海豐。他們的船被日軍拆了發動機，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在糧水告急的時候幸而遇到游擊隊，補充了淡水和食物，才能繼續前行。一部分電影、戲劇界人士，走陸路容易被認出，也只能坐船去澳門，再回到內地。
1942年1月下旬開始，撤離到白石龍、羊台山的文化、民主人士在游擊隊和地方黨組織的護送下，經過各接待站轉送到國民黨統治的廣東惠州，數百名文化、民主人士在惠州停留休息後，再乘船到廣東河源的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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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人犧牲或被捕 大營救全面勝利
時至1942年11月22日，鄒韜奮歷經多次輾轉和躲避蔣介石的抓捕，終於安全到達蘇北解放區。鄒韜奮是最後一位成功脫險的文化人士，他的脫險標誌着這場千辛萬險的文化名人大營救取得全面勝利。
除了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以外，這場行動還營救了科學家、外交家以及國際友人等。整個營救行動中，無一人犧牲，無一人被捕，創造了「勝利大營救」的奇迹。
秘密大營救的成功，得益於中共領導人的直接指揮和部署，以及中共領導的三支隊伍：一支是廖承志領導的香港八辦及其領導的劉少文組織的秘密交通員；一支是尹林平領導的廣東抗日游擊總隊；一支是張文彬等領導的中共地下黨組織。
茅盾在《脫險雜記》記述了當年艱辛的逃亡路，稱其「是難以想象的仔細周密，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鄒韜奮在深圳白石龍時曾感言：「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你們拿槍桿子，我們拿筆桿子，今後一定要把筆桿子和槍桿子結合起來！」
新中國成立後，這些被營救的的文化界精英、民主進步人士，積極投身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成為各個文化藝術領域的領導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擔任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部長，並主編《人民文學》雜誌；夏衍曾擔任文化部副部長，培養了大批電影人才；丁聰成為著名漫畫家……
這場傳奇壯舉不僅有力推動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而且保護了中華文脈、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留存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