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5-08-25
1942年，在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曾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营救行动。短短数月内，大批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等，从香港神秘“蒸发”。后来，他们突破层层关卡，安全地出现在抗日大后方和根据地。
为什么要秘密营救文化人士？他们当时如何撤离香港？一齐走近这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文化名人在港宣传抗日 沦陷后处境危险
1938年初，一家名为“粤华公司”的店铺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8号静静开张。这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香港八办）的掩护点，主任廖承志是中共香港统战委员会书记。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中共中央为保护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毒手，陆续把他们从重庆、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建立文化宣传阵地，向海内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香港涌现出新的文化、艺术、教育团体，报纸、刊物、戏剧影视犹如雨后春笋。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日军为扼杀中国人民的抗争意识，将矛头指向在香港为抗日奋斗的一众文化名人。他们大肆搜捕爱国文化人士，胁迫茅盾、邹韬奋等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这些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陷入危险处境。
部署营救计划 制定营救路线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要求务必将文化人士安全转移到内地大后方。
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尹林平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营救工作：一是由港九地下工作人员整理出庞大的待救名单，并与他们取得联系；二是制定营救路线，沿途设立秘密接待站。
路线方面，从九龙撤离到东江游击区，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东线由九龙经牛池湾到西贡，在企岭下乘船渡过大鹏湾到惠阳游击区，这条路线在香港沦陷前已经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十分重要的海上运输线；西线从九龙经荃湾翻越大帽山到元朗，渡深圳河抵达宝安游击区据点白石龙村，这是当时香港难民返回内地的主要线路。
脱险之路困难重重 游击队英勇护送
1942年1月开始，文化人士陆续从海路或陆路撤离香港。
陆路营救文化人士的第一步，是要从港岛乘船到九龙。当时，日军封锁了维港，负责护送的同志安排文化人士坐小船避开日军巡逻艇，从港岛偷渡到九龙。文化人士装扮成难民混入队伍中，徒步走到荃湾，再翻越大帽山。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以及港九大队前身的武工队，为西线撤离行动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安全通过日军在元朗的检查站，清除了大帽山的土匪势力威胁。
1942年1月13日，第一批撤离的茅盾夫妇、邹韬奋等20多人抵达深圳白石龙村。当时，这是宝安羊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也是陆路营救路线上文化人落脚的第一站。
海路方面，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乘船经西贡到汕尾海丰。他们的船被日军拆了发动机，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在粮水告急的时候幸而遇到游击队，补充了淡水和食物，才能继续前行。一部分电影、戏剧界人士，走陆路容易被认出，也只能坐船去澳门，再回到内地。
1942年1月下旬开始，撤离到白石龙、羊台山的文化、民主人士在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护送下，经过各接待站转送到国民党统治的广东惠州，数百名文化、民主人士在惠州停留休息后，再乘船到广东河源的老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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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人牺牲或被捕 大营救全面胜利
时至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历经多次辗转和躲避蒋介石的抓捕，终于安全到达苏北解放区。邹韬奋是最后一位成功脱险的文化人士，他的脱险标志着这场千辛万险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取得全面胜利。
除了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以外，这场行动还营救了科学家、外交家以及国际友人等。整个营救行动中，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创造了“胜利大营救”的奇迹。
秘密大营救的成功，得益于中共领导人的直接指挥和部署，以及中共领导的三支队伍：一支是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八办及其领导的刘少文组织的秘密交通员；一支是尹林平领导的广东抗日游击总队；一支是张文彬等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茅盾在《脱险杂记》记述了当年艰辛的逃亡路，称其“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邹韬奋在深圳白石龙时曾感言：“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你们拿枪杆子，我们拿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被营救的的文化界精英、民主进步人士，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为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者和佼佼者：茅盾曾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并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夏衍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培养了大批电影人才；丁聪成为著名漫画家……
这场传奇壮举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保护了中华文脉、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留存有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