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8/11/2021
1962年，我在敦煌實習期間，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身體不適，上洞窟走不動路。我的導師宿白先生怕我出事，讓我提前結束實習回家。離開了敦煌莫高窟之後，那些精美的敦煌藝術依然長久地縈繞在我的心頭，但敦煌艱苦的生活卻使我望而卻步，沒有一點再到敦煌的想法。
樊錦詩畢業後被分配到敦煌 肩負守護文化遺產使命
我沒有想到，一年後，1963年的畢業分配，把我分配到了敦煌。
分配的原因是：鐵道部哈密工程隊於1963年要進駐莫高窟，開展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為配合工程的開展，必須提前進行窟前遺址的考古挖掘清理。可是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沒有專業的考古工作人員。常書鴻先生向北大提出要求，希望北大將曾到敦煌實習的四名學生分配到敦煌工作。
其實早在1962年我在莫高窟實習的時候就已聽說，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長帶專家來敦煌莫高窟考察保護狀況。考察結果，決定要對莫高窟南區面臨坍塌的危崖崖體實施加固。徐副部長回京後，文化部很快就給國務院打了報告。周恩來總理，在當時國家比較困難的情況下，為保護莫高窟，親自批示撥出鉅款100萬元人民幣（相當於現在的3億元人民幣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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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棄教學工作到敦煌 樊錦詩夫妻相依相伴揭示石窟真相
在當時那個年代，「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願」是我們這一代大學生的共同志向，我就服從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展窟前遺址發掘清理工作和其他石窟考古工作。至今我在敦煌已有58年。
我的同學，也是我的丈夫彭金章，理解我，支持我，也了解敦煌，毅然放棄了武漢大學的教學工作，來到了敦煌，與我相依相伴，共同相守敦煌。彭金章到了敦煌，投入了敦煌事業的行列，改行搞起了石窟考古。他通過考古挖掘清理，揭示了莫高窟北區石窟的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後，他都在做敦煌石窟考古工作。
雖然他已經離我而去，但我覺得他一直在我身邊陪伴着我，所以我晚上關門的時候，都是輕輕的，怕把他吵醒了。誠然，來敦煌的人不是只有我們兩個人，還有許多的年輕人。（八之四）
（轉載自中華學社《中華大講堂》系列，內容和標題經編輯整理，部分圖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