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8/11/2021
1962年，我在敦煌实习期间，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身体不适，上洞窟走不动路。我的导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让我提前结束实习回家。离开了敦煌莫高窟之后，那些精美的敦煌艺术依然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但敦煌艰苦的生活却使我望而却步，没有一点再到敦煌的想法。
樊锦诗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 肩负守护文化遗产使命
我没有想到，一年后，1963年的毕业分配，把我分配到了敦煌。
分配的原因是：铁道部哈密工程队于1963年要进驻莫高窟，开展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为配合工程的开展，必须提前进行窟前遗址的考古挖掘清理。可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专业的考古工作人员。常书鸿先生向北大提出要求，希望北大将曾到敦煌实习的四名学生分配到敦煌工作。
其实早在1962年我在莫高窟实习的时候就已听说，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带专家来敦煌莫高窟考察保护状况。考察结果，决定要对莫高窟南区面临坍塌的危崖崖体实施加固。徐副部长回京后，文化部很快就给国务院打了报告。周恩来总理，在当时国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莫高窟，亲自批示拨出钜款1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3亿元人民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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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弃教程工作到敦煌 樊锦诗夫妻相依相伴揭示石窟真相
在当时那个年代，“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共同志向，我就服从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展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和其他石窟考古工作。至今我在敦煌已有58年。
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丈夫彭金章，理解我，支持我，也了解敦煌，毅然放弃了武汉大学的教程工作，来到了敦煌，与我相依相伴，共同相守敦煌。彭金章到了敦煌，投入了敦煌事业的行列，改行搞起了石窟考古。他通过考古挖掘清理，揭示了莫高窟北区石窟的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在做敦煌石窟考古工作。
虽然他已经离我而去，但我觉得他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所以我晚上关门的时候，都是轻轻的，怕把他吵醒了。诚然，来敦煌的人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许多的年轻人。（八之四）
（转载自中华学社《中华大讲堂》系列，内容和标题经编辑整理，部分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