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5/11/2021
之前介绍过20世纪30年代之前诞生的前辈，下面继续介绍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生来莫高窟的中青年人。他们为敦煌研究院的往后发展打下基础。
敦煌石窟摄影专员李贞伯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50、60年代，由于国家的重视，通过工作调动一些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和通过国家分配的大学毕业生来到了敦煌，使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骤增至48人。一支新生力量在莫高窟打开了敦煌事业的新局面，使敦煌文物研究所多年想做而没法做，想做而没人做的事情都有了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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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伯（享年90岁）与万庚育先生（享年99岁）是一对伉俪，他们都出身名门望族，在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从北京来到敦煌。
李贞伯先生本学国画，因为当时研究所里缺乏摄影专业人员，他就“半路出家”学摄影，早期研究所保存到现在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就这样他在大漠的风沙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显赫身世，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绘画出身，大家只记得他是莫高窟那个热心而勤奋的摄影师。
万庚育先生是徐悲鸿的入室弟子，在中央大学艺术系跟随徐悲鸿学习国画。到敦煌后，学画出身的她，一头钻进洞子，这一画就是半个多世纪。
考证敦煌石窟学者贺世哲
贺世哲（享年80岁）和施萍婷先生也是一对伉俪，他们青年时期曾远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回国之后就积极回应国家“向科学进军”号召，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来在兰州艺术学院从教，60年代时被调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贺世哲先生从事敦煌石窟经变图像的考证研究。他的研究如他的为人一般，踏实认真、严谨细致。
施萍婷先生也是令我们十分尊敬的学者，她既研究敦煌石窟，又对甘肃省各单位所藏敦煌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整理和编目工作，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6卷），又补正修订完成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她的工作为更多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铺下了广阔的道路，而自己耗尽了毕生精力，按佛经说法，这就是“广种福田”，功莫大焉！施萍婷先生有一句话：“人就是怪，有人，生在福中不知福，也有人，生在苦中不知苦。”她后面一句话显然指的是莫高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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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考古专家关友惠
关友惠先生比我年长，他是1953年来到莫高窟，在研究所美术组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他说：“一进洞窟就像进入极乐世界，神游物外。……，精神就来了，什么都忘记了，里边有看不完的东西，什么都想看，都想要，……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每一次都有新发现，心情特别愉快，不觉苦。”
关友惠先生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对敦煌石窟各个时期壁画风格和技法了然于心。因为工作需要，1962年他被调到考古组，毫无怨言重新开始从事石窟考古，与我和马世长合作开展石窟考古和分期排年工作。
关友惠先生有绘画临摹的基础，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又特别对敦煌壁画图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借鉴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壁画艺术风格、样式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他还是我和马世长学习敦煌艺术入门的老师。
莫高窟首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
李云鹤先生，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前往支援新疆。因要送亲戚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舅舅霍熙亮家，他到敦煌逗留了数日。未曾想，这一留，便是一辈子。后来他成了莫高窟第一位壁画修复师。
60余年来，他共修复了敦煌石窟和各地壁画4,000多平方米、彩塑500多身，且做到零失误。如今89岁的李云鹤先生依然工作在文物修复一线，他被授予“大国工匠”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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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来的“莫高窟人”做了拓土开疆、承上启下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开拓进取，既为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研究能够在前辈开辟的道路上驰骋前行，又为研究院的继续前进发展打下了基础。（八之五）
（转载自中华学社《中华大讲堂》系列，内容和标题经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