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6-08-07
輝瑞CEO艾伯樂（Albert Bourla）最近說了一段話。據Axios報導，他在跟業界同僚交流時，罕見地公開了一個資料。中國資產佔全球生物醫藥行業交易總值的比例，從5年前的5%飆升到了現在的三分之二。
丁剛：全球生物醫藥行業交易總值 中國藥企佔2/3
這就是說，以前全球大藥企買的新藥項目，幾乎不看中國；現在它們每花100塊錢買新藥研發項目，大約有67塊花在中國項目上。這說明中國藥企不再只是仿製或跟隨，而是開始拿出讓國際大公司願意高價購買、合作開發的新藥。這個數字背後是一場正在發生的產業格局重塑，很容易讓人想起晶片和AI領域的劇本。
中美在晶片和AI等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敘事結構驚人相似。
中國靠工程師紅利、政策扶持和資本投入，在應用層和產業化速度上迅速追趕，部分環節甚至反超。美國靠原創研究、生態積累和資本市場保持優勢。隨着「護城河在變窄」的感覺愈來愈強，華盛頓對華管制、封鎖會不斷加劇。
丁剛：中國研發新藥更快更平 惹美企焦慮
同樣的劇本已在生物醫藥領域重演，只是程度現在還不同。
區別在於，晶片和AI更多聚焦「硬科技」的技術封鎖。生物醫藥天生帶有更強的公共健康屬性。藥物研發的終點是治病救人。純粹的「卡脖子」邏輯在這裏顯得彆扭。這也正是輝瑞CEO言論引發關注的原因。它把一個原本可以歸類為「國家競爭」的問題，拉回到了「患者福祉優先」的倫理維度。
美國生物科技界內部，分裂成兩派。
防禦性焦慮派的核心關切是資本外流與創新生態的空心化。生物醫藥是資本密集型、長週期行業。一款新藥從研發到上市，往往10年以上、數十億美元投入。如果風險資本因為看到中國「更快更便宜」而大規模轉向，美國本土那些依賴持續融資才能存活的早期公司，可能在資金鏈斷裂中倒下。
報導中提到，部分公司已經開始對外隱藏研發進展，防止被中國同行「彎道超車」。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信任缺失下，理性個體的最優策略反而是走向封閉。最終損害整個行業的開放協作效率。
務實合作派的邏輯更接近產業常識。藥物的價值取決於療效與可及性，不是研發地點的地理標籤。如果中國能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產出安全有效的療法，拒絕合作只是自我設限。反而會讓中國在缺乏外部制衡和多元競爭的情況下，單方面主導某些細分領域的技術路線和定價權。
輝瑞CEO本人顯然更傾向這種立場。他承認中國既是威脅，也是機遇。主張企業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效率和創新投入上，而不是試圖通過延緩對手來維持優勢。因為這種策略從長期看不可持續。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分裂？
深層原因在於，生物醫藥的利益相關方結構本身是不同的。製藥巨頭擁有全球化供應鏈和資本佈局能力，天然更傾向於「哪裏效率高或哪裏市場大就去哪裏」的務實邏輯。它們有能力在全球配置資源、對沖風險。
中小型生物科技初創公司，以及依賴美國本土資本市場循環的風投生態，更容易感受到直接的生存威脅。它們沒有輝瑞那種全球騰挪的資本厚度。資本一旦轉向，首當其衝就是它們。這是不同資本規模、不同市場地位的企業基於自身處境做出的理性反應。
丁剛料美國對中國藥企設限將加劇
未來3到5年，務實合作派還會堅持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跨國製藥巨頭層面。原因簡單：全球化資本的本質決定了「利潤最大化」會壓過「安全焦慮」。只要中國的研發成果能通過安全性和有效性驗證，商業本能會驅動更多企業選擇合作而非對抗。
現在需要關注的是在政策層面，「防禦性焦慮派」的影響力可能不減反增。
過去幾年，華盛頓已經加大了生物製藥領域的對華遏制和封控。隨着中國生物製藥技術的加速發展，華盛頓很有可能會加大對中國相關企業及其產品的封殺。
參照晶片和AI的先例。一旦某個領域被貼上「國家安全」標籤，華盛頓的戰略干預往往會不顧產業現實，一啟動就很難逆轉。未來不排除會出現類似「實體清單」式的審查機制，針對特定中國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資並購設置限制。
更要緊的而且這一次，包裝它的理由會比晶片和AI更「道德化」，即用「患者安全」和「倫理標準」來包裹產業壁壘。
如果政策性設限最終演變為對基礎科研資料共用和多邊合作平台的破壞，損失的將不僅是某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而是全球患者獲得更快、更便宜療法的共同機會。
這才是這場競爭中最容易被地緣政治敘事忽視，卻最值得所有人關注的代價。
我們還可以從華盛頓下一步會針對中國生物醫藥的崛起，採取何種政策，來看中美關係的走向，畢竟生物醫藥與晶片和AI不同。藥是用來治病的。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丁剛看世界》，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丁剛，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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