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看中美醫改的民眾參與 中國廣徵社會意見歸納討論

編輯︰黃皓頤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醫改方案的篇幅有2千多頁,而醫改法案的具體執行方案更長達2萬多頁,為什麼會這麼長,這很大程度上是治理司法化所帶來的。

張維為:美國醫改受利益集團左右 條文複雜難懂遭垢病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醫改方案,不論是剛提出或實踐時,都引起國內不少聲音。圖中是2012年3月,醫療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美國華盛頓最高法院外進行集會,雙方爭論不斷。(圖片來源:Getty)

  英國學者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稱這種情況是「立法失控」,意思是盤根錯節的各種利益集團競相游說,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都要得到照顧,而且成為法規的一部分,結果法規條文愈來愈複雜、愈來愈冗長。

  如此,對於律師、會計師、法庭來說,對他們各種各樣的服務需求就愈大,而這些行業本身也是美國巨大的利益集團,所以奧巴馬醫改方案被很多美國人詬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方案如此複雜、難懂。在實際操作中,單單是律師的成本就不得了,是天價。

張維為:西方民主票選政府和領導人 但不能參與決策立法

  至於一個民主制度能否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還要看人民能否參與決策、參與立法,以及如何參與。大家知道在西方所謂民主,一般是僅限於通過投票產生政府,及產生政府領導人。絕大多數情況下,它不涉及民眾參與決策,或者參與立法,這就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理論,也是今天西方國家普遍接受的理論。人民的任務就是通過投票產生一個政府,但不直接擁有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利,因為熊彼特認為古典學說中,「人民統治」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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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在一個講座中講過,我引用當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美國西北大學學者做的一項聯合研究,該研究比較了1981年至2002年,美國政府制定的1,800多項政策。報告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政策幾乎都是由代表商業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制定的,而基層民眾組織和普通公民對決策的影響力幾乎是零。如果後者與前者利益發生衝突,後者是無能為力的。

  其實不是美國民眾不想參與,不想影響決策,而是這些民眾跟高度組織起來的代表特殊利益的游說組織相比,民眾的力量實在太渺小了。

張維為:中國醫改匯集群眾智庫意見 經反覆討論見證民主決策過程

內地醫療人員利用5G技術,打破地域限制,透過手機應用程式、高清熒幕遙距實時診症,惠及行動不便,或居於偏遠地區的病人。此外,5G技術可以讓醫生進行即時手術、不同醫院的醫生交流,或者現場觀察手術過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政治學者王紹光曾經就中國醫改決策程序和過程,寫過一本著作叫《中國式共識型決策》,書中總結了中國醫改過程中,如何對普通群眾和各種智庫的意見進行歸納、匯集,還分析各個利益團體的參與過程,以及最後政府相關部門如何整合和協調各種不同的意見。

  最後在2008年推出了一個《關於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徵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徵求意見。短短10天內,共收到35,929項建議和意見。2009年公布的最後版本與2008年徵求意見稿相比,一共修改了137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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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民主決策過程,在中國比比皆是。上至黨中央、全國人大、每年的兩會,下至基層單位,許多決定都是經過多輪從群眾中搜集建議和意見的過程,正因為經過這樣反覆討論和論證的過程,總體上我們多數決策的質量更高一些。這和美國小圈子裏決策,然後僱用公關公司向公眾出售或者兜售他們的決定,英文叫做Sell to the public,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六之四)

  (轉載自《這就是中國》第58集,標題和內文經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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