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7/12/2021
12年後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的1980年11月24日，沈從文訪問美國，在聖約望大學演講中說到：「我才學習了20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30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
陳萬雄憶沈從文 自覺文物研究更適合自己
對此（換職業），他更作了詳細的說明：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
1981年沈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館的演講《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中也曾說到，「我的思想比較落後，也許是嚴重的落後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後我就離開了寫作，又不能作空頭作家呀！因為沒有生活，思想又比較保守，一下子適應不來了，就轉到歷史博物館工作。」（見王亞蓉編《提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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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不落後，是一種價值觀，在解放後的新意識形態和新價值觀下，沈先生不能不受影響，不受衝擊，也不能不在此基點上評估自己。
以上所徵引沈先生的夫子自道的說話，從1968年到80年代，雖遣辭用語的輕重、婉直、詳略，容有分別，基調是一致的，是依本心感受的表白。既不隱蒙時世易轉後的不適應，不願做沒有自己切實內心感受的「空頭作家」，也透露了自己文字志趣的別有懷抱。我認為對沈先生的轉變，不必深文周納。
陳萬雄憶內地思想家梁漱溟 跟沈從文同屬大智勇
同樣的另一個例子是梁漱溟，他當年觸怒毛澤東，毛逝後而梁復出，已沒有太大顧忌。梁氏回憶評說此故實時，說：「當時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
梁氏年輕時考不進北京大學，後卻由當時校長蔡元培聘任為教授。此中過程，梁氏說來也很平實，了無自矜和誇飾，無世人多少期待的傳奇！
慷慨激昂，抗命以爭，堅守己見，固是勇者。能人不知而不隱，不隨世情潮流而俯仰，如實道來，堅持定見，無所誇飾，更需要大智勇。所謂輕富貴易，輕沒世之名難。
由此觀之，可稱為大智勇人物，梁、沈庶幾近矣。（五之二）
（經作者授權，轉載自陳萬雄《讀人與讀世》，標題及分段經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