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4/07/2021
我想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談談政道和政體觀，或者叫中國人的政道智慧。
張維為：中國重治國目標 西方重政治體制
這個主題，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紹光老師寫了一本《中國．政道》，提出中國傳統非常重視政道，而西方的傳統更加重視政體。政道指的是治國理政的目標和理念，關注治理的實際效果。
中國傳統思想家對政道進行了各種深入的探討，無論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觀點和表述，譬如國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等。西方國家則認為政體是最重要的，指的是政治體制、形式和程式等等，所以，有所謂民主還是專制的分析框架，還把這個框架硬套到中國、套到非常複雜的世界上。但，它顯然無法解釋這個複雜多樣的世界。
由於西方政治研究的傳統是放在政體上，所以4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後，要如何讀懂中國政體成為他非常頭痛的問題。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他陷入了論述的困境。當時，他採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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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把世界上的政體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正宗的、比較好的政體，一類是變態的、不太好的政體。比較好的政體分為三個類型，叫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後來利瑪竇發現中國有皇帝，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應該算是君主政體。但中國實際參與治國理政的，是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士大夫，這顯然不屬於君主政體，更像貴族制國家。
後來利瑪竇又發現，中國的士大夫不同於歐洲的貴族。士大夫的地位不是世襲的，而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所以他最後認為中國可能較接近民主政體。
但在亞里士多德的分類中，民主屬於不太好的政體，幾乎等同暴民政體，所以中西方政治文化對政道和政體的不同態度，可能源於歷史上雙方治理版圖的差異。
張維為論鄧小平3準則 評政治制度好壞
從人口規模來看，古希臘多數的城邦大概相當於中國的村鎮規模，某種固定的政體也許可以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但中國的國家規模比較大，所以政治家很少拘泥於某種特定的政體，而是把重點放在執政的目的和理念，並圍繞這些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所以歷史上中國朝廷會根據不同時期的狀況，有時強調法治，有時強調禮治，有時強調無為而治，有時強調多管齊下等等。
但總體來看，中國人顯然把政道放在政體之上，換言之，治國理政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然後從政道出發探索政體、建設政體、改革政體、完善政體，而不是相反。
這種政道思維無疑是中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智慧。上世紀80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說過，評價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質量、政治制度的好壞，關鍵是看三點。
第一，國家政局是否穩定；
第二，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生活。鄧小平是把人民的團結和生活的改善連在一起，這種聯繫非常重要。
我們從中國崛起的經驗中、從「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過程中、從台灣和香港地區在2020年的政治亂局中、從新疆曾經歷的「三股勢力」猖獗恐怖主義活動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團結與生活質量密切相關。沒有人民的團結，我們看到的是百姓生活的遭殃，甚至是滅頂之災。
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持續發展。
張維為：西方社會分裂嚴重 國家陷金融債務危機
我認為鄧小平的三個標準也可以說是一種政道思維的典範。這三個政道標準，我覺得可以用來作國際比較。如果用這三個標準來評價，採用西方模式的「阿拉伯之春」國家，他們的表現都屬於糟糕甚至災難。國家政局持續動盪，人民四分五裂，民生更加艱辛，一些國家陷入全面內戰，甚至分崩離析，他們的生產力遭受嚴重的破壞。
我們也可以用這三個政道標準來分析今天的西方國家。他們的穩定性也大不如前，雖然多數國家沒有陷入全面動亂，這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們有老本可吃，包括過去數百年積累的財富、歷史上通過殖民主義積累大量的不義之財等等，但多數西方國家人民也不那麼團結，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大多數百姓的實際收入，20年間甚至更長時間都沒有增加，國家先後陷入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生產力遭到破壞，情況非常不妙。（三之二）
（轉載自《這就是中國》第52集，標題和內文經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