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2-11-02
1977年，中国的领导人华国锋，跟陈云、李先念等等搞经济工作的老同志，联合制定了“八二方案”，比毛泽东、周恩来的“四三方案”还要大，差不多增加了1倍。
温铁军看发展中国家负债引发社会动荡 80年代出现反债务运动
当然中国没有那么多钱，还不起这么多债务，于是82亿美元的引进摊分为8年，平均每年引进10亿美元左右。但是当时各地都比较着急，大家都急于要工作，于是不足两年间，就把这个82亿计划先做了。
接着，就导致更严重的财政负担。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四三方案”，在一年多造成1974年财政赤字超过100亿。1977、78年这2年间的“八二方案”，就令197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190亿，差不多200亿，财政赤字增加近一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靠引进、消化、吸收来接受西方的产业转移，但这个转移过程中都有代价，而代价都在爆发。
在西方，一般按照西方制度构建本国制度的国家，都转化成为社会的动荡。国家尽管换了政府，换了领导人，但是债务没有减少。在80年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开始反债务运动，打出口号“我不欠你的，我不还给你”（Don't owe not pay）。于是，国际性组织像世界银行、IMF等等开始尝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让它们转变成西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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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看发展中国家改朝换代无助减国债 80年代出现新政治体系
1980年代出现一个新的潮流。从1960、70年代的产业转移、技术转移，到80年代开始变成制度转轨。于是，改革随着开放而产生，其实意味着随着外资开放、产业转移到你的国家，变成了债务，对债务承担不起而造成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形成一种新的政治体系。
这个政治体系是怎样建立制度呢？请西方来帮你建立制度。当时在知识界、思想界、理论界，大部分认为主要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但世界上哪个制度没有问题？哪个政府没有任何问题？
一般舆论分析这个问题时，很容易会说制度有问题，但这也不是错。其实它可能有前因，现在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后果。
我好像跟一般人的说法不一样，这是因为在1980年代，我在中央机关里做洋务的，我做的就是配合世界银行代表团在中国推进转轨。我是当年的当事人。
那时候，中国政府有一个工作组，处理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推进制度转轨的要求。我是干技术的，被送到美国学校去学操作，怎么制定方案、监测评估，怎样跟西方做一定的数据为依据的、试验条件下的制度安排来跟西方对话、我们的做法和意见是怎么样，而我就是那个负责技术检测报告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参与者。（八之三）
（转载自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YouTube，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