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2/11/2022
1977年，中國的領導人華國鋒，跟陳雲、李先念等等搞經濟工作的老同志，聯合制定了「八二方案」，比毛澤東、周恩來的「四三方案」還要大，差不多增加了1倍。
溫鐵軍看發展中國家負債引發社會動盪 80年代出現反債務運動
當然中國沒有那麼多錢，還不起這麼多債務，於是82億美元的引進攤分為8年，平均每年引進10億美元左右。但是當時各地都比較着急，大家都急於要工作，於是不足兩年間，就把這個82億計劃先做了。
接着，就導致更嚴重的財政負擔。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四三方案」，在一年多造成1974年財政赤字超過100億。1977、78年這2年間的「八二方案」，就令1979年的財政赤字達到190億，差不多200億，財政赤字增加近一倍。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靠引進、消化、吸收來接受西方的產業轉移，但這個轉移過程中都有代價，而代價都在爆發。
在西方，一般按照西方制度構建本國制度的國家，都轉化成為社會的動盪。國家儘管換了政府，換了領導人，但是債務沒有減少。在80年代，出現了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開始反債務運動，打出口號「我不欠你的，我不還給你」（Don't owe not pay）。於是，國際性組織像世界銀行、IMF等等開始嘗試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讓它們轉變成西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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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看發展中國家改朝換代無助減國債 80年代出現新政治體系
1980年代出現一個新的潮流。從1960、70年代的產業轉移、技術轉移，到80年代開始變成制度轉軌。於是，改革隨着開放而產生，其實意味着隨着外資開放、產業轉移到你的國家，變成了債務，對債務承擔不起而造成社會動盪、改朝換代，形成一種新的政治體系。
這個政治體系是怎樣建立制度呢？請西方來幫你建立制度。當時在知識界、思想界、理論界，大部分認為主要是我們的制度有問題。但世界上哪個制度沒有問題？哪個政府沒有任何問題？
一般輿論分析這個問題時，很容易會說制度有問題，但這也不是錯。其實它可能有前因，現在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後果。
我好像跟一般人的說法不一樣，這是因為在1980年代，我在中央機關裏做洋務的，我做的就是配合世界銀行代表團在中國推進轉軌。我是當年的當事人。
那時候，中國政府有一個工作組，處理世界銀行在發展中國家推進制度轉軌的要求。我是幹技術的，被送到美國學校去學操作，怎麼制定方案、監測評估，怎樣跟西方做一定的數據為依據的、試驗條件下的制度安排來跟西方對話、我們的做法和意見是怎麼樣，而我就是那個負責技術檢測報告的人。在這個過程中，我是參與者。（八之三）
（轉載自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YouTube，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