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8/09/2026
編按：范勇鵬在上文提到，二戰之後，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全球性機構以及美國和蘇聯，為全球各國、特別是盟友提供不同程度的賦能；雖然兩者對各國起到了一定的賦能作用，然而他認為，美蘇的集團式賦能帶有很強的政治條件，而且非常不穩定；而聯合國及世貿等機構帶動的全球化賦能，本質上仍服務於西方霸權，與不求支配的「中國式賦能」大有分別，本文他會進一步解說。
范勇鵬：中國式賦能主張去中心化 互利多贏
我們來看一下「賦能型大國」的特點和形成原因。
在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理念中，我們早就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世界賦能的現代化。比如2024年，習近平主席就說過「中國不追求獨善其身的現代化」，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世界和各國賦能的現代化道路。中國追求的世界秩序也不是那種中心依附式的霸權，而是通過真正的多邊主義和平等有序的多極化。這樣一種多極化，它是平等的多中心的一個網路結構。
我們為甚麼要追求這樣一種世界秩序？首先，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我們幾千年的定居性高級文明特性決定了我們不去追求掠奪性壓迫性的霸權，因為這個東西對自己也是有害的。因而中國絕不會去玩地中海歷史上那種霸權更替遊戲，也不會搞任何形式的兩強爭霸或者G2共治。
其次，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國際主義傳統也讓我們始終和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中國今天已經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工業國，但我們絕不能搞帝國主義，所以我們不能停留在西方式全球化的全球價值鏈上，而是要和世界形成一種互利多贏的全球價值網。為別人賦能的同時，也是為自己賦能。
最後，世界權力結構的多中心化，它也是當代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科技、能源和交通模式的分散式、分散化、多元化發展趨勢的一個反映。例如，人工智慧（AI）和可再生能源這些新型技術，都有去中心化的趨勢，因而也呼喚一種網路式的全球治理結構。
中國的「賦能型大國」定位，是符合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科學定位。「賦能型大國」是人類文明新形態下的一種大國現象，它的實現過程必然不同於近代歷史中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裡的大國更替，不是通過戰爭或任何一種突變的形式，而是基於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大勢，順應歷史唯物主義的強大邏輯，通過合作和漸進式的改革，最終把人類帶進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
范勇鵬借「三世說」解構賦能型大國的歷史意義
「賦能型大國」具有甚麼樣的世界歷史意義？
我想到了東漢經學家何休，他根據《春秋》所對應的3個階段，構建起了一套「三世說」的歷史哲學。
第一個階段是叫「衰亂世」，後來康有為把它改為「據亂世」，這個階段是內外國界分明，充滿了戰爭和篡逆，禮崩樂壞。這個階段的原則叫「內其國而外諸夏」，也就是諸侯國以國內為本，視其他的諸侯國對手為外。
第二個階段叫「升平世」，進入小康階段，華夏內部走向了一種和平有序的狀態，但是對外仍然有隔閡。這個階段的原則叫「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以華夏為本，視夷狄為外。
第三個階段是「太平世」，就是進入大同階段，文明普及天下。這個階段的原則是叫「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也就是消除了華夏與夷狄的界限，共為一家。
「三世說」雖然是我們祖先、古人在有限認識條件下提出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早已為我們今天的歷史唯物主義歷史觀超越，但它作為中國思想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歷史哲學，所包含的進步性因素今天依然有價值。
我們拿這個「三世說」做一個不嚴謹的比擬：新中國70餘年完成的就是一個讓中國從「據亂世」升級到「升平世」的歷史偉業；在達到「升平世」小康社會的過程中，我們仍然以內部發展為第一要務，叫「內中國而外世界」。
范勇鵬：不爭奪霸權 包容合作 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就進入了一個「升平世」向「太平世」的發展階段。
人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中國經濟產業的體量和我們快速發展創新的科技，都決定了中國已經不能再僅僅是作為世界中的普通一國而存在。中國的發展在某種意義上又到了一個新的「天下」階段，這個「天下」涵蓋全球，「至大無外」，也就是那句話叫「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太平世」的天下大同是中國人幾千年的理想。今天的中國，我們即將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也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追求大同世界的新起點上。
「賦能型大國」概念的提出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華文明發展邏輯的必然要求。在傳統霸權衰落、全球挑戰加劇、新興力量崛起的時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種超越傳統霸權邏輯的新型大國領導模式。
中國作為一個「賦能型大國」的定位，正是對這種時代需求的回應。一個不以爭奪霸權為目的、宣導包容性合作和發展的「賦能型大國」，正在成為世界秩序轉型中的重要力量。這是中國對世界的承諾，也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二之二）
（轉載自《這就是中國》第349集，標題和內文經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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