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9/02/2021
我原來是香港人：中國的香港人。 願意回香港工作和生活並不奇怪。
創校（香港科技大學）初期，來港建立院系的資深同事們，大部份生長在台灣。他們早年去美國留學，繼而在美國定居，成了家，養了孩子，建立了事業和地位。五十左右的年紀，置身學術專業高峰，踏上了人生的收穫期，入息優裕穩定、生活豐富多彩。
正當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知識份子各找門路趕着向外跑的時候，這夥大教授們好好的日子不過，拔起根來、拖男帶女跑來一個陌生地方，為的是啥？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由得不先從自己說起。 雖然我沒有生長在台灣，但是我的家庭背景和基礎教育，與這些資深同事們有不少相像之處。 或許各位能夠從我的個人經歷裏捉摸到他們的心情。
這一說，也許會說很久。 請原諒我細述三十多年的心路歷程。
遇抗戰內戰 輾轉多地紮根香港
我生在砲聲隆隆的上海。 父親是清華大學保送留美的畢業生，學的是鐵路管理和會計。 留學5年後回國，就職於當年國民政府的「鐵道部」。早期出國的留學生不多，別人都升得挺快；他不懂得做官，幹了好幾年，還是個低層幹部。 抗日戰爭打響，我軍勢弱，節節敗退。 眼看同事們飛的飛了，走的走了；留到最後一刻，燒毀機密文件，好像總是他的任務。 從南京逃出來，幾乎沒趕上最後一班火車。
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出生3個月後，被從南京逃出來的父親，和從上海隨着逃難的母親，帶到了香港。
4年後，香港終於淪陷。 父親級別太低，輪不到跟國民政府撤退去重慶。 當然，任何一個有良知血性的人都不會替偽政府工作。 於是父親失業。 千辛萬苦，輾轉半載，把一家老小帶回上海；進入私人銀行，從此依靠留學年代學到的會計本事，養家糊口。
外禍方休，內戰又起。 經濟全面崩潰前夕，國民政府逼使人民把一切非紙幣的積蓄兌換成貶值速度以小時計的「金圓券」。 聽話的爸爸，畢生積蓄化成灰燼，一家生活又沒了著落。 於是，剛在上海唸完小學的我，跟着父母趕去台北投靠親戚。
台灣很亂，親戚自顧不暇，父親又找不到工作。不足一年，再次回香港謀生；我就在香港唸了中學。
摘自吳家瑋《同創香港科技大學—初創時期的故事和人物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