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30/10/2026
編按：張維為教授早前出席第14屆「雅典民主論壇」，並接受希臘媒體《雅典之聲》訪問，提到西方實踐的自由民主存在3個「基因缺陷」，這些缺陷令個別社會日漸遭受民粹主義、短期主義和政治癱瘓之苦。
本文來到訪談的最後部分，張維為教授針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中國模式作最後分享。他強調，中國模式認為一個政府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其績效和為人民帶來的切實利益，而不僅僅來自選票箱的程式民主；又認為如今西方的亂象，需要透過實質的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中西方管治源於不同文明邏輯 應彼此尊重
問：中國日益將自己定位為主權和不干涉原則的捍衛者。那麼，在俄烏衝突之後，中國與俄羅斯保持密切戰略關係，您如何協調這一關係與上述原則之間的矛盾？
張維為：即便在中國國內，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也存在爭議。許多中國觀察人士認為，北約5輪東擴是這場危機的根源。就中國而言，我們絕不會接受北約向亞洲擴張——1次也不行。中國把俄羅斯和烏克蘭都視為朋友。這場衝突就像兩兄弟受到外部挑撥而打架。中國支持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俄烏衝突以及所有相關的領土和主權爭端。
問：如果今天一個年輕人要求您在自由民主和中國模式之間做出選擇，您選擇中國模式的最有力論據是甚麼？選擇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論據又是甚麼？
張維為：我不會要求任何年輕人做出這樣的二選一，因為這兩種模式源於兩種不同的文明邏輯和治理哲學。
中國模式認為，一個政府的合法性主要來自其績效和為人民帶來的切實利益，而不僅僅來自選票箱的程式民主。中國模式以能夠提供實質性自由和具體福祉而着稱，如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安全的城市、便捷的現代生活設施、長期戰略規劃的制定與實施、快速堅決地實現綠色能源轉型——這一切都深深植根於文明型國家的邏輯之中。
在這一框架下，國家存在的目的是服務於最廣泛的公共利益，不被任何利益集團所捕獲。領導人在擔任最高職務之前，要在各個層級經歷嚴格、長達數十年的治理歷練。民主是全過程的，不局限於某一個短暫的投票時刻。民主意味着將協商、審議、決策、執行和監督等都融入日常治理的方方面面。
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學習型文化。正如孔子所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我們從西方學了很多，也對進一步向西方學習持開放態度。正如我常說的，中國的政治模式可以被概括為「選拔加選舉」，其中「選拔」源自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而「選舉」則借鑒了不少西方的做法。
坦率地說，我認為西方可以從中國模式中學到很多，這對西方自身有好處。當然，中國沒有向他國輸出自身價值觀或把自己模式強加於人的那種傳教士傳統。這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民主精神，即尊重每個國家自己的選擇。
中國模式3大特點：長遠規劃 考慮整體 具行動力
問：您參加的雅典民主論壇辯論結束了。你認為西方民主國家究竟能從中國的經驗中學到甚麼？
張維為：中國政治哲學觀包含兩個層面：「道」，即目標與宗旨；「術」，即程式和技術細節。西方過於注重程式，卻忘記了民主的宗旨應該是以良政善治服務人民。有道的引導，才能進行改革。為甚麼不能借鑒中國哲學呢？我們可以「道」與「術」兩者兼顧。這樣才能進行改革，才能變得更好。
這次論壇的討論是關於民主的身份危機，西方民主制度難以改革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術」決定一切。美國是所謂的「民主的捍衛者」，然而唐納德·特朗普卻兩次當選總統。一個幸福的國家不會選舉像特朗普這樣的人。這樣的民主制度不改革行嗎？
問：中國在過去幾十年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您認為中國模式如今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甚麼？
張維為：挑戰多種多樣。在論壇上，我們聽到《紐約時報》資深專欄作家湯瑪斯·弗里德曼列舉了人類面臨的幾個挑戰：氣候變化、人工智慧、外來移民等。在我看來，中國模式正在應對所有這些挑戰。到目前為止，它比西方模式應對得更好一些。
正如我在論壇演講中所說的，中國模式有3個特點。首先是長期主義，這一點至關重要。為甚麼中國會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太陽能、鋰電池等新能源產品的生產國？這一切的背後是5個五年計劃，也就是25年的規劃及其扎扎實實地落實。
其次是整體主義，第三是行動主義，中國篤信「知行合一」。這恰恰是西方民主的問題所在。在非洲，人們常說歐盟就像NATO（北約）：No Action, Talk Only（光說不做）。
中國秉持合作共贏 西方慣陷敵我對立
問：湯瑪斯·弗里德曼呼籲在人工智慧領域開展合作，而中國也是該領域的佼佼者。我們對美國公司瞭解頗多，但對中國方面卻知之甚少。中國是否願意與西方共同解決人工智慧問題？
張維為：從中國方面來看，這沒有問題。中國人工智慧大模型是偏開源的，美國是偏閉源的，所以世界上更多的公司，包括許多美國公司，也使用中國大模型。中美也已開始在人工智慧領域內進行初步溝通。
此外，我們還有「一帶一路」倡議，在希臘得到了積極回應，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項目就是例證。「一帶一路」倡議對美國、歐盟和所有西方國家開放。我們的原則是共商共建共用，我們可以共同在非洲或拉丁美洲開展合作，這就是我們的提議。
但西方總是從集團政治的視角看問題，「要麼是盟友，要麼是敵人」，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人的眼光長遠得多，我們認為「要麼是朋友，要麼是潛在的朋友」，這就是中西方的區別，希望西方也有這樣的眼光。
問：您認為未來10年或20年，中西方的政治模式會進一步分化嗎？還是最終能夠相互學習，並在某些方面達成共識，尤其在面對重大全球挑戰時？
張維為：如您所問，我15年前與福山教授（編按：美國著名學者Francis Fukuyama，「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進行辯論的時候說過，如果沒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西方實行的民主制度將會繼續一路走衰，最終淪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插曲，所以改革至關重要。
中國社會主義初期也經歷過許多失敗。當時，中國國家領導人指出，如果不進行改革，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因此，過去的50來年，我們一直在進行改革，每年、每月、每天都在談論改革。正因如此，中國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進步。我認為歐洲國家和美國也應該這樣做：改革，改革，再改革，否則沒有出路。（三之三）
（轉載自觀察者網，標題和內文經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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