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1/10/2021
上月底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特别强调了“共同富裕”应为社会目标，亦将用“3次分配”作为落实这目标的制度手段。
雷鼎鸣看中国经济：政策是要保护弱势 不会人人贫穷
此决议一出，立时引发大量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容易使人联想，这与“中国走什么道路”有多大关系？这需要我们弄清这两个词语的意义。“3次分配”含义较为具体，是指税收再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及转移支付，以港人熟知的例子，第1次再分配是不同收入的人所付税款不同，高收入多付；第2次再分配的例子是香港的公共医疗服务，穷人或富人若跑到公立医院，所得的基本服务一样；香港的综援福利可视为第3次再分配，它是有目标性转移支付，贫穷人口才会有此福利。
“共同富裕”是个很美丽的词语，按字面意义，很少人会不认同，但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却颇为复杂，需要我们思考，否则邓小平当年那句貌似相矛盾但不一定是矛盾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便不会得到这么巨大的支持。
经济政策一直都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为指标的高效率配置资源，二是人人收入较为平等。这两个目标有无矛盾？两者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相信是有矛盾的，但我们可追求一种平衡，不走极端。什么极端？搞大锅饭，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以致全国均贫，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则是另一种极端，两者都很不好，社会应选中间某一点，即既保持增长动力，人人皆有诱因努力赚钱养活家人，但又不至于使弱势社群陷入绝境。
延伸阅读：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
这说来容易，但哪一点才是合理的平衡，却很难判断。我一位认识了20多年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近日发表万言长文，对“共同富裕”这口号颇有保留。他当然不会反对穷人能富起来，但对于一些以为可达此目标的手段，例如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或伤害企业家的积极性，他一定会有所保留。张的经济思想比较接近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奥国学派”，不但重视自由市场的高效率，而且认为自由市场才是最公平的制度，此点我没有异议。张正确指出，没有企业家通过市场创富，便没有财富可用作帮助穷人，“共同富裕”可变为“共同贫穷”。
此语一出，倒是一些反华媒体如获至宝，这些人大多对经济议题不甚了了，可能自己也是一些鼓吹收入平均分配的左翼人士，但有机会把张维迎塑造为“异见人士”，他们倒是乐意的。其实同意张维迎观点的内地经济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我无数次在内地学术交流，讨论这类议题，闲过立秋，倒未见过有谁会窒住窒住。
雷鼎鸣看中国经济：提供平等机会不代表要制造懒人
对平等及高效率这对矛盾，我自己亦早已有成形多年的看法。有人认为平等才符合公义，这倒要看平等指的是什么。若人人收入都要趋同，即不事生产的懒人与一生勤奋工作的都拥有相同收入，这只会是最大的不公义。我不相信收入平等，但我相信社会应努力做到机会平等。
有些人认为，总有一部分是未出生便已输在起跑线，例如父母教育水准低、家庭破裂，如何能有平等机会？这没错，社会要做的只应是尽可能给这些家庭的孩子多一些机会，尤其是教育机会。
凡事若做得过火，便有反效果，例如西方社会新左思潮氾滥至学校，为了追求所谓的平等，避免有些学生跟不上聪明学生的步伐，竟把较有挑战性的教程内容砍掉，亦即神人与凡人都面对相同的学习环境，很快神人也会变作凡人，社会的进步也便停顿了。此现象早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羡慕中国没有搞这一套，也十分害怕中国的国力会因此而快将超越西方国家。神人应有神人的教育，凡人有凡人的，若把凡人也当作神人般教，会有不妙，所以内地要限制那些补习班，有其道理。
机会平等的另一表达方式便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重要的“渔”，便是教育的机会。以香港为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受过大学教育的，是没有入过学的人的2.92倍，在2011年此比例更高达3.86倍。有些人视此为收入不平等，但我们更应把教育视为脱贫的重要工具。
提供教育机会可视为“3次分配”中的第2种分配。那么第1种及第3种有没有问题？我相信较理想的做法是把第3种分配解读为一种基本生活的安全网，不用鼓励太多人不劳而获，他们得到的福利若太高，不但不公平，而且会制造懒人。福利开支若有节制，税率也可受控。
中央似乎有一招是要反垄断。经济学家都懂垄断的坏处，但这一样要有平衡，例如不准药厂对新发明的药有一段时间的垄断权，便没有药厂肯投资开发新药了。
（转载自10/09/2021《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