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2/09/2021
张维为分享一个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细节。那是1983年，他刚进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不久，就遇到一个问题。他们的行政级别虽低，但已开始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做翻译，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翻译记录很快就成为机密文件。按当时的行政级别，他们是没有资格阅读这些文件的。
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 寻觅邓小平思想发展轨迹
然而给领导人做翻译工作，会要求他们熟悉领导人谈话的思路、风格和语𢑥。翻译室的领导为此专门向外交部领导打报告，要求为我们年轻翻译开一个绿色通道。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所以这些新手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
可以阅读，但不能做笔记；但即使这样，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细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很快成为我在翻译室工作的最大乐趣之一。
邓小平不少谈话对我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82年邓小平与朝鲜领袖金日成的几次谈话，他向金日成详细介绍1978年视察中国北方地区，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称为邓小平“北方谈话”。
如果研究邓小平，从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也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发展轨迹。邓小平告诉金日成自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的政策”。现在看来这是一条普遍真理，是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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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金日成谈话 吐露搞建设帮助人民脱贫
邓小平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讲了一些肺腑之言。他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又说：“我们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每月平均工资，只有40、50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在东北视察反覆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全国仍在华国锋领导下，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认为要把揭批“四人帮”运动果断结束，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
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回忆邓小平的“北方谈话”，邓小平对他们讲“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进行到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情，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运动不能搞得过长，过长大家就厌倦了”。
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也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种表述的这样的提法。
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长春视察时也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引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2小时，他不满意说这跟拨算盘差不多，花这么多钱做什么？他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好好利用起来，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
邓小平对新技术、新管理的了解，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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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探索中国新出路 实现现代化证社会主义成功
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时，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中国要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思维。
最终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过程，虽然充满波折，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荡，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声，但邓小平很冷静，他在观察，从战略角度提了一个观点说“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50年，如果我们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1990年7月他告诉加拿大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西方对苏联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1990年12月24日苏联东欧已经呈现一片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是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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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严峻的危机中看到了机遇，他可能觉得周边很多人还没有看到，所以苏联解体后才20多天，他就开始了著名的1992年南方视察，一路呼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四之三）
（转载自《这就是中国第62集》，标题和内文经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