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5-10-01
逃港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上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逃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涌向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
改革开放前 宝安县与香港农民收入相差100倍
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万3千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
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1年，不如人家8分钱”。这里的“8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于是，愈来愈多的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
纪实文学作家陈秉安指出：“到广东来以后分3条路，中线就是走现在的梧桐山，直接经过深圳河逃到香港的新界；东边就是游过大鹏湾；西边游过我们附近这个深圳湾到香港的元朗、上水。”
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引起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
习仲勋：惟有发展经济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逃港
1978年4月，习仲勋到达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离京南下之前，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交代的任务之一，就是到广东之后要抓紧解决逃港问题。
习仲勋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展开调查。调研中，习仲勋深入边境农村、哨所、口岸，亲眼目睹了一边是繁华热闹的香港，一边是冷落萧条的宝安。如此鲜明的对比，让他感触良多：“解放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实地调研让习仲勋对发生逃港潮的根源有了清醒的认识，最终得出了“惟有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逃港”的结论。习仲勋对宝安县的干部说，要下定决心改变面貌，让逃过去的人回到我们身边。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三编研部主任阎建琪忆述：“那时候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他有所考虑，怎么利用毗邻香港这个优势，发展我们内地的经济，而那个时候我们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你怎么搞对外加工贸易？怎么搞‘三来一补’？你得有特殊政策，得有灵活措施。”
广东迅速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遏逃港潮
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广东省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发展经济及改善民生的措施，最终有效遏制了逃港潮。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港作为亚洲重要的自由贸易港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经济的腾飞，成长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之珠”，与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一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表示：“香港这么点儿的地方，这么少的人口，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它的这个国民经济收入没有广东多；但到1977年的时候，它的进出口贸易超过了整个大陆，它进出口贸易大概是160多亿美元，整个大陆才148亿（美元），这你没法比了，所以这种差距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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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识与发达国家差距大 急起直追
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的中国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却仍然徘徊不前。
美国记者的一篇名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 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目击记，发表在1978年7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这位美国记者写道，中国一家工厂有2,500多名工人，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1个人干活，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王巧荣形容：“我们那时候意识到西方的发达，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发达到这样一种水平。那个时候最明显的一个，当时有一个日本的记者来中国采访，他就发现在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国有企业的一个工厂里面，还有一台140年（前）的一个英国机器在那儿发挥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他就觉得很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件事情。”（四之一）
（转载自中国中央电视台《抉择──1978》之《工作重心转移》，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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