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4-11-14
202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80周年。回顾这80年的历程，第一任院长常书鸿是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
直至今天还时常有人感叹：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常书鸿、没有他的坚守和执着，如今的敦煌能否还有这般光彩。
抵达敦煌 为莫高窟清积沙
1943年3月，中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常书鸿一行人为保护文化遗产毅然来到敦煌。不过这些艺术家们抵达后迎来的第一项工作却是体力活：清理流沙和积沙。
莫高窟地处戈壁，一起风就会把沙子刮来，加上多年积沙，环境实在恶劣，雇来的民工嫌太苦，先后离开。常书鸿曾屡次向国民政府打报告希望县府出手制服流沙，但县府用几文大洋敷衍了事后就再无表示。
于是常书鸿就自己落手做，自制了一种叫做“拉沙排”的工具，把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再放水把沙冲走。他还带大家用50天筑起了一道高2米、长2,000米的沙墙，将洞窟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隔绝了流沙和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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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壁画 保育洞窟与时间赛跑
莫高窟饱受风沙和环境的侵蚀，不断退化消逝。除了维护周边环境，最为急迫的工作就是临摹壁画。当时还没有摄影和数码技术，全靠画家们一笔一笔将壁画“复制”下来。
有人提出若直接在墻壁上拓印会省力许多，但拓印时要用钉子将纸贴钉在墻上，还要用铅笔勾画，会对脆弱不堪的墻壁造成破坏，于是常书鸿规定只能对着临摹。
洞窟中没有灯光，非常幽暗。画师们就在小凳子上工作，一手举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看一眼、画一笔。临摹窟顶的壁画时，头和身体几乎成90度直角，时间一长难免头晕脑胀。颜料用完了，他们就用古人的方法就地取材，在不同颜色的泥土中加入胶汁，制成各色颜料……
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临摹了一大批壁画作品，成为保育敦煌的重要资料。
远离社会 这份孤独感最难熬
不过漫天的风沙、艰苦的环境尚能克服，远离社会的孤独感和隔绝感才是更为“致命”的。曾经在此临摹的画家张大千就曾用“无期徒刑”来形容保育工作。
有一年夏天，工作组中一位同事发高烧，要前往附近城镇的医院。在被送上牛车前，他哭着对常书鸿说：“我死了之后不要把我扔在沙堆中……”这位年轻人后来医好了病、离开了莫高窟。
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也因为难以忍受丈夫的繁忙和环境的恶劣，几年后选择抛下他和一双儿女，只身出走、离开了大漠。常书鸿备受打击，但还是毅然留了下来。
后来，他与助手李承仙结婚，在以后的日子中相濡以沫。
新中国成立 抢救工作全面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在古老的千佛洞前升起了一面红旗，莫高窟的抢救性修复工作全面展开。
1951年4月，常书鸿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到北京，在故宫午门隆重举办了敦煌文物展。周恩来总理亲自来看展，得知莫高窟的工作环境艰辛，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放了2亿元（旧币，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元）经费，给当地配置了发电机和吉普车，莫高窟第一次迎来电灯照明。
同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其后，他先后赴印度、缅甸、日本等国办展，向全世界展示敦煌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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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无悔 来世还做常书鸿
后来的文革中，常书鸿遭受了许多不公和残酷的对待，但那段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太多记录。
多年来，他坚持敦煌的保育事业，和同事们搜索文物，临摹壁画，为洞窟编号……对敦煌艺术进行了系统且细致地研究与保护。
此外，他还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努力把敦煌艺术介绍给全世界。
1994年6月23日，“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去世，他的墓碑就树立在莫高窟前的一块沙地上。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问他，如果来生再到人世想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轮回转世。不过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我想为敦煌所做、而尚未做完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