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2026-09-28
编按：范勇鹏在上文提到，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性机构以及美国和苏联，为全球各国、特别是盟友提供不同程度的赋能；虽然两者对各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作用，然而他认为，美苏的集团式赋能带有很强的政治条件，而且非常不稳定；而联合国及世贸等机构带动的全球化赋能，本质上仍服务于西方霸权，与不求支配的“中国式赋能”大有分别，本文他会进一步解说。
范勇鹏：中国式赋能主张去中心化 互利多赢
我们来看一下“赋能型大国”的特点和形成原因。
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理念中，我们早就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赋能的现代化。比如2024年，习近平主席就说过“中国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和各国赋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追求的世界秩序也不是那种中心依附式的霸权，而是通过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这样一种多极化，它是平等的多中心的一个网路结构。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样一种世界秩序？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几千年的定居性高级文明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去追求掠夺性压迫性的霸权，因为这个东西对自己也是有害的。因而中国绝不会去玩地中海历史上那种霸权更替游戏，也不会搞任何形式的两强争霸或者G2共治。
其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际主义传统也让我们始终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中国今天已经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但我们绝不能搞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西方式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上，而是要和世界形成一种互利多赢的全球价值网。为别人赋能的同时，也是为自己赋能。
最后，世界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它也是当代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科技、能源和交通模式的分散式、分散化、多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反映。例如，人工智慧（AI）和可再生能源这些新型技术，都有去中心化的趋势，因而也呼唤一种网路式的全球治理结构。
中国的“赋能型大国”定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定位。“赋能型大国”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下的一种大国现象，它的实现过程必然不同于近代历史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大国更替，不是通过战争或任何一种突变的形式，而是基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势，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逻辑，通过合作和渐进式的改革，最终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范勇鹏借“三世说”解构赋能型大国的历史意义
“赋能型大国”具有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义？
我想到了东汉经学家何休，他根据《春秋》所对应的3个阶段，构建起了一套“三世说”的历史哲学。
第一个阶段是叫“衰乱世”，后来康有为把它改为“据乱世”，这个阶段是内外国界分明，充满了战争和篡逆，礼崩乐坏。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其国而外诸夏”，也就是诸侯国以国内为本，视其他的诸侯国对手为外。
第二个阶段叫“升平世”，进入小康阶段，华夏内部走向了一种和平有序的状态，但是对外仍然有隔阂。这个阶段的原则叫“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是以华夏为本，视夷狄为外。
第三个阶段是“太平世”，就是进入大同阶段，文明普及天下。这个阶段的原则是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也就是消除了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共为一家。
“三世说”虽然是我们祖先、古人在有限认识条件下提出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早已为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超越，但它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所包含的进步性因素今天依然有价值。
我们拿这个“三世说”做一个不严谨的比拟：新中国70余年完成的就是一个让中国从“据乱世”升级到“升平世”的历史伟业；在达到“升平世”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以内部发展为第一要务，叫“内中国而外世界”。
范勇鹏：不争夺霸权 包容合作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升平世”向“太平世”的发展阶段。
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中国经济产业的体量和我们快速发展创新的科技，都决定了中国已经不能再仅仅是作为世界中的普通一国而存在。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又到了一个新的“天下”阶段，这个“天下”涵盖全球，“至大无外”，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太平世”的天下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的理想。今天的中国，我们即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追求大同世界的新起点上。
“赋能型大国”概念的提出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在传统霸权衰落、全球挑战加剧、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霸权逻辑的新型大国领导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赋能型大国”的定位，正是对这种时代需求的回应。一个不以争夺霸权为目的、宣导包容性合作和发展的“赋能型大国”，正在成为世界秩序转型中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二之二）
（转载自《这就是中国》第349集，标题和内文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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