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9/10/2024
本文基于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有补充与修订，原标题为《“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该论坛由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云汉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大陆学者的不同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
葛兆光忆十八世纪皇权独大 对内思想统一 对外文化傲慢
接下来是第二点，就是面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固执和僵化的问题。
过去讨论十八世纪，往往会说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对，说中国不曾傲慢，也不曾闭关锁国，虽然是朝贡圈的老大，但对各国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国学者何伟亚那本《怀柔远人》。其实，这是有意立异，不过是后现代后殖民的路数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会那么平等地“协和万邦”，其实，皇帝始终是中心，中国始终是中心。
这和皇权独大下的思想专制相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对内部要思想统一，对外部是文化傲慢，这是一个定势。
如果说，中古时期的皇帝，还只是在一旁居高临下充当思想辩论的仲裁者：
汉代的“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梁武帝介入“神灭论”的讨论，
唐代皇帝喜欢在宫廷里听“三教论衡”，
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却常常直接充当思想的辩论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论争：
宋孝宗的《三教论》和《科举论》，
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说》和《正孔子祀典申议》。
到了十八世纪，大家可能记得，雍正皇帝干脆自己操刀，编了《大义觉迷录》（1729）和《拣魔辩异录》（1733），前一本借了曾静案，介入政治和伦理领域（讨论华夷之辨的错误、皇帝神圣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后一本针对佛教禅宗，介入宗教信仰。
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仅管天管地，还要管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知识阶层的很大压力，不光是王汎森讲的“毛细管”作用，还有强大的“锻压机”作用。
（但为什么中国会这样呢？）
而这个定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后，“训政”与“党国”成为主流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
延伸阅读：葛兆光看十八世纪中国的盛世危机
葛兆光忆十八世纪皇权钳制文化思想 知识份子自由思想发展阻力大
那么，在皇权笼罩一切的专制政治制度底下，说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径和“作帝王师”的理想，说不好就只能“著书都为稻粱谋”。
知识份子怎么能轻易挣脱专制皇权、政治制度对文化思想的钳制？而在专制皇权、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间愈来愈窄仄，我们又怎么能相信凭着这种传统，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惠及全球的价值，发展出保证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
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同样在十八世纪70年代，欧洲完成了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1772，共28卷，两千万字，71, 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中国则由朝廷组织编成了《四库全书》（1782）。两套书各自的取向和影响是什么，好像也差得很远，百科全书似乎是朝向现代的，四库全书当然是回向古代的。
《百科全书》虽然以“记忆”、“分析”和“想像”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但更强调了商业、技术和工艺；然而《四库全书》则仍然是经、史、子、集，所以，当《四库全书》的编纂，鼓励了学者们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释和发挥上的时候，可是，欧洲的实用知识却在发展和整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几年的1776年，美国发布了《独立宣言》，而之后几年的1789年，法国发布了《人权宣言》。（五之四）
延伸阅读：葛兆光看十八世纪清帝国庞大疆域的烦恼
（转载自“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的演讲记录稿，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