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01/06/2024
中国是如何解决规模与现代化的矛盾，如何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
这点要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历史谈起。早自上古时期，中国就具备了巨大规模，那么就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影响着中国政治发展的诸多方面，成为推动中国政治文明演进的深层动力之一，同时这些矛盾的解决也深刻影响到中国今天现代化的命运。
周朝建立制度 中国进入大一统阶段
其中第一对矛盾，规模与秩序的矛盾。
制度不是拼积木，大家一块一块简单地堆起来就可以。这个国家的规模大了，它内部的利益和矛盾会急剧增加，它整合的复杂程度可能是一种指数型上升，规模愈大，维持秩序就变得愈艰难。那么“息争”，也就是消弥内部的冲突斗争，成为任何大型制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中国从西周真正进入到大一统的阶段。周人当时就是为了在一个大规模的天下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掀起了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制度发明高潮。
著名学者王国维就认为，周制的一个最大宗旨就是“息争”，他的原话是“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所以他就举出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周人发明“立子立嫡”的宗法制度，目的就是避免商朝末期的政治动乱；然后发明封建制度，把天下小国合并为大国，井然有序，“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
周人还提出了比如像“兴灭继绝”这样的理念，武王克商之后，就把神农氏、黄帝、尧、舜、禹和商的后人都给他们封邦建国、恢复社稷，也就是把各种政治力量都“供”起来，目的是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实现团结、消弥争端。
随着历史发展，周人制作的这一套礼乐（制度）逐渐衰落了，宗法体系松弛，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的大争之世。幸而秦人成就了第二次大一统。
从秦到汉 中国进入“现代国家”门槛
秦制以皇帝制度解决了最高权威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实现“息争”；同时以三公九卿和郡县制等等构造起人类最早的“条块制度”，官有专职，上下贯通，条块互补；以官僚制度为统一国家的筋骨，维持一整套人才、资源和信息的上下传输和全国流动，使中央能够对全国各地加以有效管理；同时以统一的法律和标准实现了全国社会一体化和统一的大市场。
但是秦制也有问题，它失于生硬，后来汉人对它不断地加以完善。比如汉人同样是为了在大规模的国家当中维持稳定的秩序，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经过郡国并行的过渡阶段，在实现全国深度一体化的基础上重建了统一的官僚国家；然后在文化上独尊儒术，解决了孟子所说的“定于一”的问题，结束了班固所说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真伪纷争”的局面，由此开创了中国两千年“可大可久”之道。
这些制度成就，其中有很多部分在中国之外都是到十八、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
这一阶段的发展，我们中国无论在制度、文化还是生产力上，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个文明，甚至可以说是早于其它文明两千年进入了“现代国家”的门槛。但是当中有个大问题，就是规模和秩序的矛盾始终没有根本解决，带来了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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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制度未解决的四个问题
比如第一，每当承平日久，制度腐朽，就会陷入“历史周期律”。
第二，大规模国家带来的长期和平，它是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和平是个好事，但是问题是如果只有我们和平，别的国家在不断地进行战争，在催化（技术）进步，就会反过来威胁到生存。
第三，过于重视秩序，也会抑制思想和文化的创新。
第四，限于前现代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国家也没有能力对社会进行有效地治理，所以这种大国维持稳定秩序的状态，就导致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不断地拉远，在互相疏离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就产生了地主乡绅这些人上下其手的一个缝隙。
所以看清末改革到民国建设，都是离不开这些基层地主乡绅，但是这个阶层又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来建设国家，反而自己会成为纷争之源，加剧了军阀割据、匪患泛滥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使中国又一次陷入大争之世，生灵涂炭，几至亡国。 （三之二）
（转载自节目《这就是中国》，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