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新豹忆基督教跟革命的关系密切?

编辑︰黄皓颐

  除了新闻自由很重要,宗教自由亦同样重要。

  为什么要讲宗教自由?因为有宗教自由,才能在香港办学,例如马礼逊纪念学校、英华书院、圣保罗书院、拔萃书院等,全部都是基督教的。其后也有“圣若瑟”、“圣心”等,是天主教的。

丁新豹忆合一堂前身道济会堂 孙中山建立日后革命的人际网

孙中山在港读书习医时,经常出入道济会堂,跟牧师和教友建立亲密关系。(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基督教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地方,叫做道济会堂。

  道济会堂可说是中国近代革命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教友都是资助革命的,有些更参与革命,例如孙中山。他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去道济会堂和牧师聊天。

左图是道济会堂旧址。孙中山在港习医期间,住在香港西医书院(即雅丽氏利济医院)的宿舍,经常参加在医院比邻的道济会堂举办的聚会,从而建立日后革命事业的人际网络。右图是合一堂,前身正是道济会堂。(图片来源:网上图片、古物古迹办事处网站)

  这些牧师也非常不简单。现在的合一堂,前身是道济会堂。今天合一堂的堂庆,是10月10日双十节。因为他们很多教友都参与过革命,所以堂庆选择了10月10日。

  道济会堂其中一位长老是区凤墀,他是孙中山的中文老师。孙中山因为“读番书”,所以中文不太好,但是他需要经常接触中国人,一定要中文好。于是,他找了区凤墀帮忙补习中文,区凤墀也帮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孙逸仙。

  另一位王煜初牧师,他也是一位思想新颖的牧师。据说,孙中山也常会找他聊天。而王煜初的儿子中,有一个叫王宠惠,就一直跟随着孙中山。王宠惠一直跟随国民政府,最后更去了台湾。

  除了刚才说的革命的维新,香港更加是革命的摇篮。首先它是很重要的航运中心。说到革命,这些人从南洋或者日本到香港,都是要坐船。香港是重要的航运中心,很繁忙,不论运送武器和人都很方便。

  因为香港是英国管治的,清朝政府管不了。他们在这里的一些活动,英国政府都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除非是很大件事,弄得清朝抗议,他们才会稍微收一收手。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他们策划的起义行动都是在香港进行的。

  香港作为革命后勤基地,譬如郑士良于1900年惠州起义后,就会回到香港。

  当然清朝会使出暗招,就是派人到香港进行暗杀行动。郑士良也如杨衢云一样。有人请他吃饭,吃完饭后他就中毒了。

  又例如黄兴在黄花岗起义时,他在广州被人打断手指,他就手指只连着一些皮走回香港,由医院帮他缝回了手指。

  还有是,青山有一个红楼,红楼有一个青山农场,是当时他们搞革命藏匿的地方,是相当偏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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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豹忆香港办《中国日报》宣扬革命 获不少富商捐款资助

丁新豹表示,孙中山等都深明报纸对革命事业有着很重要的威力和影响力,因此1900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其后报章在1906年被香港富商李煜堂购入及改组。(网上图片)

  他们也知道报纸的威力,所以开办了一份叫《中国日报》的报纸。这份报纸有两个作用,一是宣扬革命,二是跟保皇党的报纸竞争。

  其实香港的报纸是很热闹的。革命的、反革命的,都聚集在香港,大家一起斗法。

  此外,香港一些有钱人,也捐了不少金钱给革命人士。当时捐款最多给兴中会的人是李纪堂;在同盟会的时候,捐款最多的是李煜堂。

  这两个人的名字很相似,但其实并没有关系的;而李煜堂的儿子也参与革命。

  另一位人士叫林护,现在香港也有一间林护中学。林护原本是做建筑的,他也捐了很多金钱给革命人士。

  李煜堂和林护这一班人,都有几个特点:一、他们都是从商的;二、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我们发现那个年代参与革命的人,10个中有7个都是基督徒。

  这个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基督徒?

  后来我也研究过,更到了薄扶林的坟场看看,突然之间明白了。孙中山的老师在那里,孙中山的同学在那里,孙中山的革命同志也在那里,捐钱给孙中山的人在那里。

  我发现真的不简单。原来基督教同革命的关系是这么密切的。(八之四)

  (转载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历史文化学堂──和谐与矛盾:论清末至中共建国前的中港关系》专题讲座@YouTube,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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