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31/08/2021
德昭师（王德昭）生前曾撰文寿其师郑天挺先生。文中道及自己的治学，说自己是个“杂家”。这样说固然一部分属实，主要还是出于自谦。
陈万雄赞老师学识渊博 涉猎中西古今
德昭师治史别具气魄，另有规模。寿郑天挺先生文中，即透露心声，说：“我的治学之杂，其原先也有一种奢望存乎其间，只是力不从心，事与愿违，以至垂老无所成。”文中虽未透露“奢望”所在，不过，德昭师的治史，显然自始则大有规模，以求毕生以竟全功。
个人受业德昭师多年，初期对他的治学规模，不甚了解，仅从德昭师的治史中西兼备，古今兼顾，而认识到他的学识渊博，不以皓首穷一经为能事，如此而已。其后才领悟德昭师的治史规模和气魄远过于此。
1977年德昭师退休，始从教程与行政两忙中脱身，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和著作。从他晚年的著述中，不难窥睹德昭师的学问有“百川归流”的姿势。为学生者正额手称庆，愿早睹其大成之际，奈何中道弃世，未竟全功，天意如此，嗟可叹息。要不然以德昭师浸淫中西史学数十年的功力，俾以时间，必能完成其生平治史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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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德昭师生前丰硕的研究成果，已为中国学术界作出了大贡献，从中也不难见到其治史“奢望”所在。
关于德昭师治史的规模和气魄，郭少棠兄在〈王德昭师治史的规模〉一文中，有一相当概括的说明。
他说德昭师实在是一个感受到中国近代面临几千年未有的巨变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持着开放和冷静的态度，全面而客观地去了解中西文化，使国人真正体会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认识中华民族所处的新局面。所以表现在治学上，其途径是试图比较中西史和以世界历史的演变大势去观照国史的发展。
关于德昭师在著作上所表现的这方面成就，郭文已有论述，兹不再赘。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德昭师生前学术著作，单行本有七本；论文56篇，数量固然不少，而内容所涉，遍及古今中外的史学。
要作归纳，德昭师的著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明清和近代史；二、史学思想和理论；三、西方近代思想史。其间贯穿着一条比较和汇通中西历史的大脉络。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战国时代与文艺复兴》、《马基雅弗里与韩非思想的异同》以至晚年力作《从世界史看本国史》等著述，充分显现了他的比较和汇通中西史的治史气魄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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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德昭师的一些关于中国史的论述，也充分显现他深厚的中西学养和汇通中西史学的用心。德昭师1962年出版的《国父革命思想研究》（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是一本博大精深之作。此书取精用宏，不仅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及其思想发展的历程，更值得注意的，书内剖析了孙中山革命思想中继承于传统，吸收自西方和出于自己创造的三个思想来源，追本溯源，深切著明。从这方面考察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至今尚无人能及。其成就也备受中外学界所重视。
又如德昭师未得见其出版的遗著《清代科学制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一书中，处处可见其要汇通中西历史的意图。 兹引一段作证：
此外尚有一事甚至可注意者，即当中国因西潮迫来与新时势的需要而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学校与科举制度之时， 西方以法国与英国为首，却为公开政府职位与鼓励人才自己竞争起见，而开始施行文官考试制度。
公元第17、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报道，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The philosophes）及重农学派思想家（The physiocrates）对于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颁扬，使学者大体相信，法国初行于1791年，十年后停罢，其后于1840年代恢复的文官考试制度，乃取法于中国的先例。
英国则东印度公司因在广州的公司人员的建议，先在英国设立学校（公元1806年），训练行政人员，经考试后派往英领印度任职。英国有识人士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与边沁（Jeremy Bentham），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及重农学派思想家也时有往来，而边沁则为首倡在英国建立公开考试制度的一人。
19世纪前来华的一位英国译员梅笃士（Thomas Taylor Meadows）更著书立说，明白以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为范例，主张在英国实行公开竞争考试，以改善英国的行政组织。所以英国于公元1855年开始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其曾受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尤其显见。
中国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起实行公务人员高、普考与高、普考检定考试制度，就其以考试取士而言，也可谓科举制度的重演。惟在旧科举制度下学校所肄习者为科举之学，而新公务人员考试所考试者为学校之学。即此也可见教育与考试制度之随时势的变化而改革兴庆之故了。(五之三)
（经作者授权，转载自陈万雄《读人与读世》，标题及分段经编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