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30/10/2026
编按：张维为教授早前出席第14届“雅典民主论坛”，并接受希腊媒体《雅典之声》访问，提到西方实践的自由民主存在3个“基因缺陷”，这些缺陷令个别社会日渐遭受民粹主义、短期主义和政治瘫痪之苦。
本文来到访谈的最后部分，张维为教授针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中国模式作最后分享。他强调，中国模式认为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绩效和为人民带来的切实利益，而不仅仅来自选票箱的程式民主；又认为如今西方的乱象，需要透过实质的政治改革才有出路。
中西方管治源于不同文明逻辑 应彼此尊重
问：中国日益将自己定位为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捍卫者。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密切战略关系，您如何协调这一关系与上述原则之间的矛盾？
张维为：即便在中国国内，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也存在争议。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北约5轮东扩是这场危机的根源。就中国而言，我们绝不会接受北约向亚洲扩张——1次也不行。中国把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视为朋友。这场冲突就像两兄弟受到外部挑拨而打架。中国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以及所有相关的领土和主权争端。
问：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要求您在自由民主和中国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您选择中国模式的最有力论据是什么？选择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论据又是什么？
张维为：我不会要求任何年轻人做出这样的二选一，因为这两种模式源于两种不同的文明逻辑和治理哲学。
中国模式认为，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绩效和为人民带来的切实利益，而不仅仅来自选票箱的程式民主。中国模式以能够提供实质性自由和具体福祉而着称，如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安全的城市、便捷的现代生活设施、长期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快速坚决地实现绿色能源转型——这一切都深深植根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之中。
在这一框架下，国家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最广泛的公共利益，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捕获。领导人在担任最高职务之前，要在各个层级经历严格、长达数十年的治理历练。民主是全过程的，不局限于某一个短暂的投票时刻。民主意味着将协商、审议、决策、运行和监督等都融入日常治理的方方面面。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学习型文化。正如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从西方学了很多，也对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持开放态度。正如我常说的，中国的政治模式可以被概括为“选拔加选举”，其中“选拔”源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而“选举”则借鉴了不少西方的做法。
坦率地说，我认为西方可以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这对西方自身有好处。当然，中国没有向他国输出自身价值观或把自己模式强加于人的那种传教士传统。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民主精神，即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选择。
中国模式3大特点：长远规划 考虑整体 具行动力
问：您参加的雅典民主论坛辩论结束了。你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究竟能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张维为：中国政治哲学观包含两个层面：“道”，即目标与宗旨；“术”，即程式和技术细节。西方过于注重程式，却忘记了民主的宗旨应该是以良政善治服务人民。有道的引导，才能进行改革。为什么不能借鉴中国哲学呢？我们可以“道”与“术”两者兼顾。这样才能进行改革，才能变得更好。
这次论坛的讨论是关于民主的身份危机，西方民主制度难以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术”决定一切。美国是所谓的“民主的捍卫者”，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却两次当选总统。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选举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这样的民主制度不改革行吗？
问：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认为中国模式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维为：挑战多种多样。在论坛上，我们听到《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汤玛斯·弗里德曼列举了人类面临的几个挑战：气候变化、人工智慧、外来移民等。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正在应对所有这些挑战。到目前为止，它比西方模式应对得更好一些。
正如我在论坛演讲中所说的，中国模式有3个特点。首先是长期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太阳能、锂电池等新能源产品的生产国？这一切的背后是5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5年的规划及其扎扎实实地落实。
其次是整体主义，第三是行动主义，中国笃信“知行合一”。这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问题所在。在非洲，人们常说欧盟就像NATO（北约）：No Action, Talk Only（光说不做）。
中国秉持合作共赢 西方惯陷敌我对立
问：汤玛斯·弗里德曼呼吁在人工智慧领域开展合作，而中国也是该领域的佼佼者。我们对美国公司瞭解颇多，但对中国方面却知之甚少。中国是否愿意与西方共同解决人工智慧问题？
张维为：从中国方面来看，这没有问题。中国人工智慧大模型是偏开源的，美国是偏闭源的，所以世界上更多的公司，包括许多美国公司，也使用中国大模型。中美也已开始在人工智慧领域内进行初步沟通。
此外，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倡议，在希腊得到了积极回应，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就是例证。“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欧盟和所有西方国家开放。我们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用，我们可以共同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开展合作，这就是我们的提议。
但西方总是从集团政治的视角看问题，“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人的眼光长远得多，我们认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潜在的朋友”，这就是中西方的区别，希望西方也有这样的眼光。
问：您认为未来10年或20年，中西方的政治模式会进一步分化吗？还是最终能够相互学习，并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尤其在面对重大全球挑战时？
张维为：如您所问，我15年前与福山教授（编按：美国著名学者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进行辩论的时候说过，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西方实行的民主制度将会继续一路走衰，最终沦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所以改革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主义初期也经历过许多失败。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指出，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因此，过去的50来年，我们一直在进行改革，每年、每月、每天都在谈论改革。正因如此，中国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我认为欧洲国家和美国也应该这样做：改革，改革，再改革，否则没有出路。（三之三）
（转载自观察者网，标题和内文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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