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4/07/2021
我想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谈谈政道和政体观，或者叫中国人的政道智慧。
张维为：中国重治国目标 西方重政治体制
这个主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绍光老师写了一本《中国．政道》，提出中国传统非常重视政道，而西方的传统更加重视政体。政道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目标和理念，关注治理的实际效果。
中国传统思想家对政道进行了各种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观点和表述，譬如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等。西方国家则认为政体是最重要的，指的是政治体制、形式和程式等等，所以，有所谓民主还是专制的分析框架，还把这个框架硬套到中国、套到非常复杂的世界上。但，它显然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
由于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是放在政体上，所以4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后，要如何读懂中国政体成为他非常头痛的问题。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他陷入了论述的困境。当时，他采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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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宗的、比较好的政体，一类是变态的、不太好的政体。比较好的政体分为三个类型，叫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后来利玛窦发现中国有皇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算是君主政体。但中国实际参与治国理政的，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士大夫，这显然不属于君主政体，更像贵族制国家。
后来利玛窦又发现，中国的士大夫不同于欧洲的贵族。士大夫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以他最后认为中国可能较接近民主政体。
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民主属于不太好的政体，几乎等同暴民政体，所以中西方政治文化对政道和政体的不同态度，可能源于历史上双方治理版图的差异。
张维为论邓小平3准则 评政治制度好坏
从人口规模来看，古希腊多数的城邦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村镇规模，某种固定的政体也许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但中国的国家规模比较大，所以政治家很少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政体，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的目的和理念，并围绕这些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所以历史上中国朝廷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状况，有时强调法治，有时强调礼治，有时强调无为而治，有时强调多管齐下等等。
但总体来看，中国人显然把政道放在政体之上，换言之，治国理政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然后从政道出发探索政体、建设政体、改革政体、完善政体，而不是相反。
这种政道思维无疑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智慧。上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质量、政治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三点。
第一，国家政局是否稳定；
第二，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生活。邓小平是把人民的团结和生活的改善连在一起，这种联系非常重要。
我们从中国崛起的经验中、从“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过程中、从台湾和香港地区在2020年的政治乱局中、从新疆曾经历的“三股势力”猖獗恐怖主义活动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团结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没有人民的团结，我们看到的是百姓生活的遭殃，甚至是灭顶之灾。
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
张维为：西方社会分裂严重 国家陷金融债务危机
我认为邓小平的三个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政道思维的典范。这三个政道标准，我觉得可以用来作国际比较。如果用这三个标准来评价，采用西方模式的“阿拉伯之春”国家，他们的表现都属于糟糕甚至灾难。国家政局持续动荡，人民四分五裂，民生更加艰辛，一些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甚至分崩离析，他们的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
我们也可以用这三个政道标准来分析今天的西方国家。他们的稳定性也大不如前，虽然多数国家没有陷入全面动乱，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有老本可吃，包括过去数百年积累的财富、历史上通过殖民主义积累大量的不义之财等等，但多数西方国家人民也不那么团结，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大多数百姓的实际收入，20年间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增加，国家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生产力遭到破坏，情况非常不妙。（三之二）
（转载自《这就是中国》第52集，标题和内文经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