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高新产业亮眼≠整体经济改善 勿低估宏观需求不足

编辑︰华思齐

   编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经济学教授朱天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尽管近年中国高技术领域表示亮眼,惟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的局面仍未改善。他在上文引述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并非解决经济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本文将进一步剖析中国如何避免相同的历史教训。

朱天:中国供给侧竞争力强 内需不足 消费投资增长慢

  今天的中国经济当然不是1930年代的美国,也不是1990年代的日本。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国家之间的制度、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也很不一样。我这里所比较的,并不是3个国家在3个历史时期整体经济表现的相似性,而是它们在这些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一种相似的经济状态,即技术创新依然活跃,但总需求却持续疲弱。

  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慧、高端制造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企业在部分行业已经进入全球第一梯队,甚至开始成为全球技术前沿的重要参与者。无论从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工程师规模还是产业链完整性来看,中国都已经是一个创新能力很强的超级经济体。

  与此同时,消费和投资增长缓慢,价格水准持续低迷。而出口表现则相对强劲,说明中国供给侧仍有很强竞争力;但在消费和投资疲软的背景下,它也反衬出内需不足的问题。

比亚迪汽车使用自主研发BYD智能网联系统,令所有智能手机功能都集成到BYD智能网联系统中,让驾驶与日常生活连结在一起。(图片来源:Getty)

  1930年代的美国和1990年代的日本这两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进产业的发展并不会自动解决宏观需求不足的问题。先进产业的成功容易让人产生乐观情绪,但它们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毕竟有限。即使我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慧和机器人产业继续高速发展,它们仍然难以填补房地产调整、居民消费偏弱以及企业投资不足所形成的巨大需求缺口。

  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因为高科技产业的亮眼表现而低估宏观需求不足的严重性。

  当前,我国经济政策的讨论较多集中在产业升级和科技攻关等议题上,这对于提高长期增长潜力固然重要。但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主要影响的是供给能力,并不会自动创造宏观需求。如果家庭担心收入增长前景,企业缺乏盈利预期,房地产价格持续调整导致家庭财富进一步下降,那么整个经济仍然会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

朱天:政策要及时 大力刺激经济 扭转需求不足 

  对于需求不足的问题,真正有效的仍然是宏观面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当前财政赤字率与正常年份相比并不算低,地方债务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一些人因此担心进一步扩大财政刺激会带来债务风险。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但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明显承压、价格持续低迷的环境下,更大的风险往往来自宏观政策力度不足。美国1930年代如此,日本1990年代也是如此。

  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会推迟投资,居民会减少消费,价格下行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行为。经济主体的预期一旦转弱,需求不足便可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回圈。随着时间推移,政策需要付出的代价反而会愈来愈高。及时、大力度地扭转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行趋势,往往比长期、小力度、断断续续地刺激经济更加有效。

大湾区有不少人形机械人、电动车生产及AI大模型等领域的企业。图为“众擎”研发的机器人,精通奔跑、格斗、回旋踢等运动控制能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朱天:先进产业发展 无法替代宏观调控政策

  在总需求不足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主要约束的情况下,政策的重点应当更多地放在扩大需求上,而不是仅仅增加供给。

  具体而言,无论是发放大规模、无使用限制的消费券,更大力度地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准,清理和置换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的债务以恢复地方财政能力,还是通过收购部分存量住房转化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其共同目标都应当是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修复企业盈利预期,并阻止需求不足与价格下行之间的相互强化。

  当然,具体政策工具可以讨论,实施方式也可以优化,但关键不在于选择哪一种工具,而在于政策的力度和规模必须足够大、推出必须足够快、持续时间必须足够长。

  美国1930年代和日本1990年代的重要教训就在于,当需求缺口很大时,小规模、渐进式、断断续续的刺激往往难以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向。当私人部门需求不足、地方财政乏力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必须足够大、足够快、足够持续,才能使经济重新回到正常增长轨道。否则,即使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升级,一个经济体仍然可能长期低于其应有的增长水准。

   总之,我们不能把高科技产业的亮眼表现,误认为整体经济的改善,或者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视为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先进产业的发展令人鼓舞,但它们无法替代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面对需求不足和价格低迷,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以及与其相匹配的货币政策不仅必要,而且需要尽早实施。在经济下行阶段,行动过慢、力度过小的代价,往往远远高于行动快、力度大的代价。

  这或许正是1930年代美国和1990年代日本留给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转载自观察者网,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经济学教授朱天,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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