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日期 : 12/06/2026
人们认识陈竺的原因，多是他曾为卫生部部长，或是他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但陈竺还有另一个身份——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把一种白血病从无药可救，直接变成治愈率超过九成，造福众多病患，且因而获得邵逸夫奖。
“赤脚医生”出身的陈竺，是如何在科研和政治两个似乎截然不同的领域，都走上高峰？
陈竺“赤脚医生”出身 自学成材
陈竺祖籍江苏镇江，1953年出生在上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均是医学博士，他在耳濡目染中早有学医理想。
16岁那年，陈竺和那年代很多城市青年一样“上山下乡”，他到了江西省信丰县和横峰县“插队”。在农村的劳动生活里，陈竺没放弃理想，每天收工后便点着煤油灯，自学着父母寄来的医学书籍，直到深夜。第二天天没亮，他又起床赶在出工前早读英语和法语。
他对学习的热情超乎常人，加上父母书信点拨，很快掌握基础医学知识，并成为一名“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常见于1960至1970年代的中国农村，指的是靠自学或短期培训、半农半医的医疗人员。他们为农民治疗常见病、接种疫苗，处理简单的防疫问题。虽然大多数“赤脚医生”的医术不高，惟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大环境中，他们对基层医疗的贡献不可抹煞。
陈竺回国发展 “因为我更爱中国”
1975年，表现突出的陈竺被推荐到当地的卫生学校学习，又留校任教。至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他抓紧机会，先自学了大学课程，再以总分第二的学霸级成绩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成为血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硕士导师是著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王振义有另一名研究生叫陈赛娟，她成为了陈竺夫人。
1984年，陈竺到了法国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进修，攻读博士学位，主修分子生物学。
血液中心实验室是欧洲最大的血液疾病研究中心，汇集了诺贝尔奖得主等大批顶级学者，陈竺的学术研究也得以再上一个台阶。他仍然是“学霸”，攻读博士的第一年年终考试中，即以理论考试并列最高分，加上三篇高水平学术论文，成为全班第一名。
5年后，已拿到博士学位的陈竺决定回国。1980年代末的中国，无论是经济、社会、科学领域，发展均远未及欧美，所以导师和同事纷纷劝他留下来。然而陈竺没有半点犹豫，说：“之所以回国，不是因为我不爱法国，而是因为我更爱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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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是中国医学界最年轻的院士
媒体常常提到，陈竺在他的博士论文扉页上写有此一句：“要让科研成果成长在自己的国土上。”
回到祖国，陈竺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主导多个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填补国际白血病研究的空白，为众多患者带来希望。 1995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最年轻的院士。再过了4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陈竺在一篇自述中曾说：“有人说我是成功者，其实，我充其量只能算个幸运者……我有幸赶上了国家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
2007年，陈竺迎来转型的挑战——出任卫生部部长。当时的舆论认为，对技术型部门的卫生部来说，专业履历完美、拥有十多个世界级头衔的陈竺，绝对是合适人选。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理由则提到陈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有开拓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把超过13亿人口纳入医保
可是，做科研和行政管理始终是截然不同的工作，陈竺曾经犹豫，担心过要怎样从科学家成为一个部长。最终他接受新挑战。让他下定决心的，不是官职有多高，而是对国计民生的强烈责任感。
现在人们都知道陈竺在部长任内做了多少实事：他首先提出“集中伤员、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工作模式，在汶川大地震后最大限度地降低重症伤员的死亡率和残疾率；他带领医疗系统工作者，处理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又应对2009年“猪流感”疫情。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在任内推动新一轮医疗改革，特别推动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把超过13亿人口纳入医保范围。
2013至2023年间，陈竺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晋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陈竺获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
当然，成为了高官和领导人的陈竺没有忘记初心，一直坚持着科研和教程工作，“如果放弃学术，我的同行和学生都不会放过我。”他开玩笑说。在他的出生地上海，人们一直称呼陈竺为“陈老师”，不叫官衔，“陈老师这个称呼会一直被叫下去”。
2026年，素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把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平均颁予陈竺和法国科学家安妮·德尚和戴宇阁。这是继2023年的丘成桐，再次有华人获得邵逸夫奖。
遴选委员会说，3位获奖者发现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在分子与细胞层面的致病基础，开创协同标靶治疗方案，令该疾病从最致命癌症，变成治愈率最高的癌症，治愈率超过90%。
陈竺获得邵逸夫奖时，已卸任多数职务，却仍是上海瑞金医院的教授。